永远的高司令【2】

二、苦难的童年，苦难的中国

高全宽苦难的童年，看起来就是当时苦难中国的一个缩影。

1923年端午节，高全宽出生在一个叫高家背的小村子里，这个村子隐藏在阳原县大南山中，属于北岳恒山的余脉，山下，察南地区的母亲河——桑干河湍湍流过，丁玲的名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的就是这条河，故事发生的地方从这里沿着河往东走几十里就到了，那是察南地区的涿鹿县——一个更加出名的地方，黄帝在那里打败了蚩尤。

高全宽的童年，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用“悲惨”二字概括都是准确的。

出生八个月，生母撒手逝去。我估计九十二岁的他在病床上无意识地叫着“妈妈”的时候，他并不能想得起妈妈的模样，但是这种强烈思念和缺乏母爱所带来的无限遗憾一直伴随着他，并且在他行将走到生命最后阶段的时候更加强烈。他的父亲还年轻，不久他就有了继母，几个弟妹也出生了。高全宽在自传中写道：“家里有十一口人，十五亩地，……主要靠种田来维持生活，并不困难，但继母时常打我，不给饭吃”。

据高全宽次子高德海回忆，高全宽8岁之前实际上是由比大他5岁的姐姐带着，“我姑姑带着我父亲常在村里转悠，吃百家饭，拾荒择野度日，姐弟俩春夏秋冬相依为命”“我姑姑约12岁，经村里人说合，卖到宣化县殷家沟给人家当童养媳。我姑姑说，刚开始到陌生人家不适应，常常偷偷跑到殷家沟附近的那个山头，面对高家背村方向大哭，想家乡亲人，最挂念那个年幼不懂事的弟弟（我父亲）。好在姑夫秦太祯家也是穷苦善良人家，善待我姑姑。我姑姑出嫁后，才七八岁的父亲被奶奶收养起来”。

但是，令人痛心的是两年后奶奶也去逝了，有家不能归的高全宽只好到地主家去当长工。高全宽在自传中写道：“我八岁后随奶奶过活”“十岁，奶奶死去，第二年十一岁至十三岁是给本区南井头地主赵老本放猪、放羊”。在地主家当长工的一些经历也让他痛苦不堪，以至于几十年后说起这一段经历，饱尝人生沧桑、经过枪林弹雨的高全宽依然流下了眼泪。

高德海回忆说：“在我父亲给人家放羊时，有一天傍晚大雨滂沱，丢失了一只羊，刚十岁多一点的父亲吓得不敢回家，天已一团漆黑，雨下个不停，远处有狼嚎。可怜的父亲饥寒交迫且惊吓无比，在别无去路的情况下，就摸到他妈妈坟地，对着他妈妈的坟大哭，直到昏睡过去。第二天清晨，一个路人发现了他，把他背回来，放在一个羊圈的草窝里。父亲经过冻饿雨淋，发了高烧，可能有谁喂过水或粥？也不记得了。若干天后父亲活过来了。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流泪了——我很少看到他流泪，当时，听故事的十几岁的我们更是哭得一塌糊涂……”

在今天，当我们为农村留守儿童和城里农民工子弟学校儿童投注关爱和支持的时候，我们看看高全宽的童年，他基本上就是社会的一个弃儿、一个童工，我们难以想象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带着他二三岁的弟弟艰难度日并存活下来。在高全宽苦难的童年岁月里，我们并没有看到国家和社会发挥着他对公民的责任，而“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礼记》）即使在传统中国社会来看，都是必须的。所以，无论从现代文明或是从传统中华文明角度看，当时的中国都是不成功的。

在13岁上,高全宽由他的大伯高福禄带到察哈尔省宣化县城内（现河北省宣化县）一家帽店做学徒。关于这一段经历，他在自传中是这样描述的：“在这个过程中生活也很痛苦，每天干着打水、扫地、烧饭、洗衣、倒夜壶、接送掌柜小孙子上下学……等事情，一切均不得自由，任凭师傅摆弄，一点不周即受打骂，自己心里终日苦闷，想脱离不干，但因人小无路可走，回家去不给饭吃，又要挨打，只得忍痛等慢慢长大再说。”

事实上，一个人的机遇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不仅是高全宽，千千万万个像高全宽一样在困顿中寻找出路的少年，也并没有太多选择。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刚刚平息，日本已经展开了全面侵华战争，国家和民族正处于深重灾难之中。任何一个人想在其中独善其身都是很难的，何况无依无靠的孩童？

稍稍长大之后的高全宽的个性是相当倔强和顽强的。例如1939年初，在帽店受到一顿暴打之后他选择离开；当年冬天到张家口一家织布厂找到新的工作，两个月后又被打了一顿，他再次选择离开。我认为，他对追求没有压迫的世界是很执着的，这是他以后坚定跟着共产党走的重要品格基础。

1940年1月，不满17岁的高全宽被骗到龙烟铁矿做矿工。龙烟铁矿位于赤城、宣化、怀来三县交界处，是华北地区最早的近代钢铁企业之一，当时已落入日本人之手，成为“蒙疆”地区供给日本本土铁矿的主要基地。高全宽发现，这里并非“天堂”，而是一座人间地狱。当时有个劳工歌谣唱得很形象：“红石山、鬼门关，进来容易出去难。鬼子杀人不眨眼，矿工仇恨诉不完。”“手里端着糠菜饭，身上披着麻袋片。回到工棚仔细看，工友死了一大半。”后来的数据统计发现，在日寇霸占龙烟铁矿8年中，被抓骗到矿山的劳工达5万多人，死了不计其数，现在龙烟铁矿狼尾巴山下还有“万人坑”遗迹。

龙烟铁矿的工人每天干活都在16小时以上，吃的是黑豆、玉米面、花生皮、玉米秆等碎末混合做成的窝头，喝的是矿坑渗出的红泥水，身上披的是麻袋片，腿上绑块水泥袋。高全宽所在的采矿场，劳工们用耙子、铁锹将矿石装在筐内，然后拖着沉重的筐在30度左右的坡道上爬行，将矿石拖到平巷，装入运矿斗车。高全宽在自传中提到，有次劳工们向日本人要饭吃，结果被打死五六个；还有一次，有个工人说“不给吃饱饭，明天就给他停工”，这话叫工头听见，日本人就将他活埋了。

干了两个多月，高全宽去找工头结账，工头说时间太短，不能给钱。高全宽渐渐明白，实际上是不可能拿到钱的，日本监工和把头勾结，总能巧立名目，把劳工们少得可怜的工资克扣殆尽。这里有大批工头在监视劳工工作，他们都非常凶恶，稍有不满就用鞭子抽打，完全不把劳工当人看。反抗的劳工会被送到宪兵队拷打审问，那些可怜的劳工十有八九不能活着出来。高全宽也曾经看到过，一名逃跑矿工的头颅被割下，悬挂在上工的路上示众。但是尽管如此，高全宽仍然觉得唯一的出路就是逃跑。他在自传中写道：“决定（工钱）不要了，第二天出来，由董全斌领着在龙关杨家沟参加了八路军”。董全斌是他先前帽店当学徒时的旧友，二人到龙烟铁矿当工人也是一同来的。

高全宽的叙述很简单，让人感觉逃跑很容易。我们查阅了历史资料，实际上能从龙烟铁矿逃脱日本人魔爪非常不易，绝大部分出逃的劳工都死在了路上。铁矿在周边和内部要道上设置了层层岗哨，并架起一道道铁丝网。仅庞家堡采矿所就在出入矿区的通道上建立了十四座炮楼。白天，从炮楼射击口伸出一支支黑乎乎的枪管，封锁了劳工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晚间，炮楼上的探照灯像魔鬼的眼睛，射出一道道吓人的白光。日常，工棚外面也有牵着狼狗的宪兵、警察和便衣特务来往巡逻。在这种情况下，高全宽敢于逃出、能够逃出，足见他的胆量、决心和勇气，但同时他也是十分幸运的。

研究高司令这一段经历，我们可以看出，70多年前的中国，国家、民族和他的公民经历着多么深重的灾难！我们怎么能忘记这一段沉重的历史呢？只有深刻铭记这段历史，才能正确地看待现在，才能知道未来国家的路该怎么走。高全宽从呱呱坠地就直接面对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在重重压迫和艰难困苦之下度过孩提时代，稍稍长成之后即置生死于不顾，毅然走向不屈抗争之路，这种不畏艰险、百折不挠、坚毅果敢的品格不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具体写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