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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歷史的車輪又翻到了甲午一頁,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戰爭,北洋水師全軍覆滅,國家命運陡然下行。回顧歷史,中日兩國幾乎同時走上“改革”道路,卻在一場戰爭中徹底暴露虛實。
    甲午戰爭,對清朝來說,不是軍隊之敗,而是國家之敗。戰爭結束,傷口未合,追問失敗的原因,至今未止。攤開甲午戰爭前后那些“大事”,反思歷史中量變到質變的深刻印記,讓我們踏實民族進步的階梯!

大事記

清朝:1895年2月12日,北洋艦隊在劉公島向日本海軍投降。4月17日,中日在日本馬關春帆樓簽訂《馬關新約》,即《馬關條約》。條約的簽訂標志著中日甲午戰爭結束。

日本:3月23日,日軍比志島支隊在台灣澎湖列島登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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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海戰前中日海軍建設比較:起點相同結局迥然

    作者:胡彪 黃寧(均系國防大學軍事學碩士)

    同是源於外族侵略、為抵御外侮而建立起來的近代中日兩國海軍,猶如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的兩位選手,沿著看似相同的路線競跑,初期領先的清政府卻在最后關鍵時刻止步不前,結果輸得一塌糊涂。

    1874年12月10日,李鴻章在《上奏籌議海防折》中引用查布國《防海新論》說,“若將本國所有兵船徑往,守住敵各海口,不容其船出入,由為防守本國海岸之上策。其次莫如自守……隻保護緊要數處,即可固守。”把自己的艦船開到別人家門口,想到的也只是個守!7年后,他又在《議復梅啟照條陳折》中再次明確指出了創建北洋水師的防御性目的:“今之所以謀創水師不遺余力者,大半為制馭日本起見。”

    四面環海的日本,是天然的海洋國家,曾經在中國進行過數百年的海盜掠奪,與西方的海盜文化有著極其相似的基因,因此向西方那樣發展外向型、進攻型海軍以圖謀對外擴張侵略是其必然選擇。日本現代海軍從誕生第一天起,就將“海外雄飛”當作最終目標。早在幕府末期日本思想家和教育家吉田鬆陰就主張“一旦軍艦大炮稍微充實,便可開拓蝦夷,封立諸侯,乘隙奪取勘察加、鄂霍次克海,曉諭琉球......北割滿洲之地,南收台、呂宋諸島,以示漸進之勢。”幕府軍艦奉行勝海舟也提出海軍建成以后“進而攻敵國,終成東海一大強國,與西洋各夷爭天下之要沖”。1868年,明治天皇頒布《安撫萬民之親筆詔書》明確提出,今后將要“拓萬裡之波濤,揚國威於四方”,主管海軍的軍務官也指出“耀皇威於海外,非海軍莫屬,當今應大興海軍”。

    建設運用目標與指導思想的不同,對海軍建設有著根本性的影響。“守”字當頭的清廷海軍建設,走上保守自封的道路自是必然,而“攻”字為先的日本海軍,隨時瞄准世界強手,不斷更新發展壯大,最終在整體力量上超過了清廷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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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記

清朝:1895年2月2日,中日兩國全權代表會談破裂

日本:2月2日,在攻克威海衛南北幫炮台后,日軍第二軍主力當日最終攻克威海衛防御圈,佔領威海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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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前中日裝備引進對比:清朝靠外購 日本重創新

    作者:張有鳳 高建偉(均系國防大學軍事學博士)

    中日兩國的軍事近代化,都是在19 世紀下半葉,遭受西方軍事侵略的情況下被迫起步的,兩國也因此開始探索通過引進西方先進裝備技術從而實現強兵之路。但是僅僅在40年之后,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戰勝了清朝,一躍成為東亞霸主,而中國則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同樣是引進西方的裝備技術,由於兩國採取了不同的自強道路,隨之產生了截然相反的效果。深入研究比較中日兩國裝備技術引進的異同點,總結其經驗教訓,對當前我國軍隊現代化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清朝籌辦海防的主要目的是“自強”“御侮”“欲與洋人爭衡”,旨在通過購買和仿造的捷徑達到強兵,“以利祿驅眾”來帶動向西方引進大量裝備,維護其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在戰略上缺少引進消化吸收創新的思想觀念,因此到甲午戰爭前幾十年裡,並未真正掌握歐洲先進的武器裝備技術。而日本,雖然國家財力單薄,但是明治政府在購買歐美各國的近代化裝備技術過程中,從長遠利益出發,以提高本國自主創新能力為核心,立足於發展本國的武器工業,努力實現國產化。十九世紀末,日本在許多科技領域內,已經成為能與西方列強比肩的后起之秀。可見,日本獨立創新的能力遠遠強於清朝。事實証明,沒有正確的裝備技術引進戰略目標,最終的引進必然歸於失敗。

    裝備技術引進體制機制順暢與否是決定裝備技術引進成敗的關鍵。中日兩國在裝備技術引進體制機制上存在很大的差異,從而導致裝備技術引進的產生不同效果,對戰爭的結局具有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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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記

日本:1895年1月20日,日軍兵分兩路包抄威海衛。

中國:1月20日,李鴻章嚴令提督丁汝昌不許出戰,坐失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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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前的美國:利用日本削弱英俄 打開中國大門

    作者:王忠奎(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博士)

    19世紀90年代,美國已躍居世界工業強國的頭把交椅,但它的經濟實力與在東亞獲得的殖民利益份額卻不相稱。當時各國在中國的勢力范圍已經大致瓜分完畢,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不求獨佔,隻求分羹,同時極力慫恿日本出頭向中國、俄國、英國發難,為自己火中取栗,從而坐收漁翁之利。

    隨著上海逐漸取代廣州而成為中國的外貿中心,日本對於美國的重要性逐步上升,中美航線上的日本列島成為美國艦船的必經之地。面對日本的崛起,美國開始考慮對日關系。在1894年日本對華發動侵略戰爭之前,美國表面宣稱中立,但實質上偏袒日本。不但拒絕干涉日本,還有意向日本派出軍事顧問,甚至利用駐華使館的外交特權,窩藏包庇日本間謀,提供軍事情報等。

    隨著日本明治維新之后在東亞的崛起,美國一改所奉行的東亞政策,轉而採取親日政策,試圖通過美日合作削弱英俄等國在東亞的影響力。當中日圍繞朝鮮問題的矛盾升級以后,美國一再拒絕英國的聯合調停建議。同時,美國國務卿也一再建議日本警惕俄國的野心,不要與俄國進行交易。

    美國始終認為中國與朝鮮的宗藩關系阻礙了美國向東亞的擴張,在判斷是朝鮮獨立還是保留中國宗主權兩者之間顯然傾向朝鮮獨立,同時,美國希望通過假日本之手進一步打開中國的大門。認為中國被日本打敗還可為擴大美國在華傳教事業提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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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記

日本:1894年10月24日,日本聯合艦隊在庄河花園口登陸。

中國:10月26日,金州哨長黃興武等捕獲日探鐘崎三郎,才知日軍已經在花園口登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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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前清軍動員制度落后 軍隊如烏合之眾

    作者:徐奎(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副教授)

    清政府隻重視器物的開發,而不重視觀念和制度的改變,最終釀成苦果。中日甲午較量,其實也是新舊動員制度的一次劇烈碰撞,日本的新制度打敗了中國的舊制度。

    日本人學習德國,先是建立了義務兵役制,之后又學習德國人建立了先進的預備役制度。1889年又對《征兵令》進行了重大修改,強調“國民皆兵”,凡年滿17歲至40歲的男性國民都有義務承擔國家的兵役。

    在甲午戰爭中,各路清軍部隊存在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從將軍到兵勇普遍膽小怯戰。炮聲一響,官兵驚慌失措,如驚弓之鳥,魂飛魄散,甚至未戰先逃事件也屢屢發生。逃跑速度之快,丟棄武器糧草輜重之多,堪稱近代戰爭史上一大奇觀。如此烏合之眾,又怎能與日本的堅船利炮抗衡。歸根溯源,實乃落后的兵役制度使然。

    隨著戰爭形態的深刻轉型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傳統構筑於大規模機械化戰爭和計劃經濟體制基礎上的動員制度,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沖擊和挑戰。因此,加快動員制度創新步伐,深入推進動員制度形態現代化,不僅是時代發展的迫切要求,也是甲午戰爭對我們的深刻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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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記

中國:1894年9月17日,中日黃海海戰爆發,北洋水師失利,共損失5艘戰艦,北洋艦隊自此退入威海衛。

日本:9月17日,黃海海戰中日本聯合艦隊多艘戰艦重創,但未沉一艦,黃海制海權落入日本聯合艦隊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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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北洋海軍官兵存"必死""怯戰"等不良心態

    作者:張勇、劉紅霞(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博士)

    北洋將領們在怎樣的心態下出現能戰不戰、一戰即潰、自殺殉職等相互交織的奇特現象。在軍官和軍屬們眾生一相的“必死”心態中,北洋海軍官兵是戰是和是降是自殺,都很難說不與這種心態頗有關聯。

    戰斗在即,作為北洋海軍“一把手”的丁汝昌,他不僅沒有指揮上下投入緊張的戰備,反而在為一個“會所”的裝修向友人索要字畫。這委實令人匪夷所思!最高指揮官的心態尚且如此,還能指望北洋艦隊在殘酷的中日海戰中能有多大作為?

    戰爭爆發前,日本海軍即制定了以奪取制海權為目標及海陸統籌兼顧的戰略方針,對其獲得戰爭的勝利起了重大的作用。相反,中國海軍卻採取消極防御方針,自動把制海權讓與敵人,以致在豐島海戰后錯過了許多採取攻勢的好機會﹔黃海海戰后又慌亂無計,坐視日軍從花園口登陸以陷旅順﹔后來被迫採取以威海基地為依托的海口防御方針,但在陸上后路全無保障的情況下,也隻能走向失敗。

    甲午戰爭中北洋海軍的覆滅深刻地啟示了我們,指揮員的心態事關戰略戰術的選擇,有積極向上的心態,往往就會選准時機主動出擊﹔反之,如果任由絕望、膽怯、怕死等充斥內心,則必然要坐失良機直至一敗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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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記

中國:1894年8月4日,日本間諜石川伍一在天津被捕。

美國:8月29日,美國駐華大使田貝直接致電李鴻章,否認石川伍一是日本間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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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美國“中立”不靠譜 屢次保護日本間諜

    作者:王忠奎(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博士)

    美國在中日甲午戰爭期間的外交斡旋活動,標榜自己將遵循“不偏不倚”的“中立”,贏得清政府信任的同時,卻犧牲中國的利益,滿足日本侵華的野心,這段時期美國的外交活動是其以后亞洲政策的初步探索與嘗試。

    長期以來,朝鮮一直是宗藩體制內與中國關系最為密切的國家,美國一直試圖破除中朝宗藩關系,徹底打開朝鮮門戶,因而支持日本的立場。在朝鮮宗主國立場問題上,美國“孤立主義”傳統的外交並非是絕對的“不偏不倚”的“中立”,美國在政治立場上保持相對“中立”,在情感上偏向和支持日本。

    一方面, 美國政府以保持中立為由, 拒絕與歐洲國家聯合調停。另一方面, 美國又力圖出面單獨調停, 操縱和談。美國決定出面單獨調停中日戰爭, 表面是響應清政府的請求, 但實際上更大程度是為日本減輕來自俄國和英國等歐洲國家的外交壓力。為日本繼續按計劃發動戰爭、實現侵略要求, 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國際背景。

    甲午戰爭期間,中美之間圍繞日本間諜問題進行多次交涉,美國偏袒日本的態度尤為明顯。美國偏袒日本的原因, 主要是希望借日本之手廢除中朝宗藩關系, 進一步打開中國大門, 同時利用日本削弱英國、俄國等在東亞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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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記

日本:1894年11月22日,日軍佔領旅順。

中國:11月24日,興中會在檀香山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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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日本贏在舉國之力

    作者:吳敬軍(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碩士 )

    能否動員民眾支持戰爭,是取得戰爭勝利的關鍵。甲午戰爭前,日本國內正處於經濟蕭條的恐慌之中,民眾的疾苦生活正在動搖明治維新政府及其改革的根基。為獲得民眾支持,以舉全國之力贏得戰爭,日本政府及朝野人士進行了規模空前的國民動員。日本舉國無論是思想上、物質上,還是人力上,均完成了與中國進行一場以“國運相賭”的戰爭准備。

    為了從思想上蒙蔽民眾,日本政府及朝野人士通過媒體和各種言論,大肆對民眾進行“洗腦”教育。戰前的日本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經濟實力雖然有了很大提升,但政府的財政收入遠遠不能滿足戰爭需要。為動員民眾籌措戰費,日本於戰前在全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軍資獻納運動”和“義捐運動”。

     1873年1月,日本頒布了《征兵令》,建立了以普遍義務為原則的國民義務兵役制。1883年,又頒布修改征兵令,規定全國年滿17周歲以上,40周歲以下者均須服兵役。1889年1月,日本對《征兵令》進行了重大修改,對原來規定的免役條件加以嚴格的限制,加強對逃避兵役的取締,“徹底實行嚴格的全民皆兵主義和普遍服役主義”。

    政府對征兵工作的多管齊下,對征兵任務的完成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征兵難的現象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日本民眾的參軍支戰熱情逐步高漲,成為侵略戰爭的隨波逐流者乃至推波助瀾者。梁啟超曾經在日本親眼目睹了日本國民踴躍參軍的場面:“親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營房當作莫大的光榮”,“那光榮的程度,中國人中舉人進士不過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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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記

日本:1886年8月13日,由於語言不通,日方與結束朝鮮海域演習取道日本回國的北洋艦隊在長崎發生大規模械斗。

清朝:8月20日,李鴻章質問日本駐天津領事波多也章五郎中日械斗具體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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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崎事件刺激日本大力發展海軍

    作者:曹菁 韓笑(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博士)

    1886年8月,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率領北洋艦隊定遠、鎮遠、濟遠、威遠等7艘戰艦結束在朝鮮海域的演習任務后取道日本回國。8月13日晚,部分水兵在日本長崎登岸購物,其中數名水兵因言語不通與丸山游廊寄合町的妓樓發生爭執,並動粗損壞了店內物品,隨后又與維持治安的巡警發生沖突,進而引發清日雙方大規模的械斗事件。

     對於當時全權負責外交事務的李鴻章本人來說,本想借軍艦寄岸長崎之時,在日本民眾面前一展清國艦隊的強大,但他不曾料想,卻發生了水兵與當地日本民眾斗毆的事件。在丁汝昌的電報中得知有數名水兵被殺傷的情況時,李鴻章不禁勃然大怒,於8月20日召見了日本駐天津領事波多也章五郎,質問事件的具體情況。

     如果說長崎事件極大地刺激了李鴻章,使其決定要用龐大先進的艦隊達到其進行威懾鄰國的作用。那麼李鴻章這樣的威懾行為也深深地刺痛著每一個日本國民。在共同的情感驅使下,日本政府、軍人、知識分子、庶民等各個階層,一致要求國家加速擴建日本海軍,並支持政府傾全國的財力打造一支超過北洋海軍的日本海軍。

     從北洋艦隊首次訪日到甲午戰爭爆發的不到十年的時間,日本每年的軍費支出已經佔據了國家財政總支出的11.7%。日本在長崎事件的刺激下,僅僅圖強八年,海軍的戰斗實力就已經超越了清國的北洋艦隊。日本海軍最終在甲午海戰中擊敗清國的北洋海軍也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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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記

清朝:1894年11月4日,恭親王請求列強出面調停。

日本:11月21日,日軍第二軍佔領旅順后為報復中國軍隊此前的抵抗,屠殺旅順全城,幾乎殺盡旅順中國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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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夷制夷,戰和不定,終鑄敗局

    作者: 潘攀(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博士)

    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鴻章,是清廷主和派的代表人物。李鴻章長期從事清政府的外交事務,在清朝內部是諳熟國際形勢的第一位高官,特別是對日本日益增長的軍事實力,明了於心。

    在形勢危急之時,李鴻章採取的是“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企圖利用英俄兩國在遠東地區與日本的直接利害沖突,迫使日本從朝鮮撤兵。李鴻章連電在朝的袁世凱、葉志超,要他們保持“忍耐”、“鎮靜”不可“妄動”。6月20日,李鴻章請求英俄從中調停,其主張立即得到熱衷於籌備60大壽的西太后的支持,生怕此時開啟戰端攪了她的美夢。

    清政府和李鴻章對列強“主持公理”抱有很大的期望和幻想。然而李鴻章隻看到了列強之間為爭奪利益的矛盾一面,卻忽視了列強各國在對清擴張的過程中相互勾結的一面。實際上列強的公理只是一種偽善,他們真正信奉的是利益和強權。列強早己看清日本穩操勝券,必然會倒在日本一邊。赫德道出了實情:“所有國家均向中國表示同情,並說日本這樣破壞和平是不對的。但沒有一個國家採取任何實際行動幫助中國。”

    縱觀甲午戰爭清廷戰略決策過程,清政府在“武保”與“和保”的道路選擇上猶豫不決,導致戰備與外交的雙重失誤,是戰敗的根本原因。同時,由於沒有明確的戰略,結果隻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一處有警,便拆東補西,完全陷入被動挨打的境地。可以說,中國在安全戰略上的目標模糊、搖擺不定,不僅沒有逃避戰爭,反而推動了戰爭的加速來臨,使得腐朽的清王朝陷入了更加風雨飄搖的境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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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記

英國:1894年10月6日,英國提出共同干涉的建議。

日本:10月24日,日軍花園口登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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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大國博弈:清朝仰賴列強調停教訓深刻

    作者: 張紅 胡世躍 武振(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碩士)

    120年前的甲午戰爭,是新興國家日本與沒落的清王朝之間的國運之搏,這場戰爭影響深遠,改變了東亞乃至世界格局。戰爭源於兩國對朝鮮的爭奪,但背后隱藏著列強對中國的覬覦,摻雜著列強爭奪利益的激烈博弈。

    19世紀末,世界進入了列強瘋狂爭奪殖民地的“全球化”時代。在19世紀的頭75年裡,西方國家平均每年佔領21萬平方公裡的殖民地,而在后25年裡,平均每年佔領62萬平方公裡的殖民地,全球尚未被殖民者踐踏的土地寥寥無幾。此時在亞洲,隻有中國、朝鮮、暹羅、波斯、阿富汗等國保持著名義上的獨立,對這些國家的爭奪成了西方國家最后的盛宴。

    甲午戰爭前后,清朝也試圖借重沙俄、英美等國,以反制日本,當政者相信“兩國交涉全論理之曲直,非恃強所能了事”,故寄希望於列強能出面干涉或調停。但是由於既對眼前的對手做不到知彼知己,又對列強之間的錯綜復雜關系不甚了了,導致最終外交的失敗。

    國家前博弈以利益為基礎。當前,國際局勢動蕩,國與國之間利益競爭加劇,任何國家、任何政權,如果無法有效捍衛國家利益和維護國家安全,其走向衰落就實屬必然。因此,維護國家核心利益是各國政府的頭等大事。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世界各國聯系更加緊密,國際各種力量因民族、地緣、文化傳統和價值觀等因素進一步分化組合,國際格局復雜多變,各國圍繞國家利益之爭更加激烈。在國際斗爭與交流中,我們要始終維護國家的核心利益,特別是在領土領海主權問題上要寸土必爭,正確處理好維護戰略機遇期與解決東海、南海島嶼主權之爭的關系,不能因為維護戰略機遇期而委曲求全,不能因外部勢力的干預而退讓,不能因為營造和平外交環境遷就周邊相關國家,任何時候都要把國家的核心利益擺在頭等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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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記

清朝:1894年9月15日, 日軍總攻平壤,清軍潰敗。

日本:9月15日,日本天皇移大本營於廣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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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清朝“自強運動”失敗之因看甲午敗局

    作者:朱戈(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博士)

    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軍隊都打過敗仗,但一場敗仗被看作是國家的失敗、民族的失敗、全面的失敗並不多見。能夠出現全面失敗的國家,戰前肯定處於內外大變革的時代,當政者要麼對變革視而不見、要麼對變革力不從心、要麼認識到問題但改革乏術。可以說,改革的成敗注定戰爭的勝負。晚清即屬於此。甲午真正的敗在於晚清政府幾十年來面對內外困局已無法“自強”,國家就像一列失控的列車高速駛向斷橋,注定墮入深淵的命運。考察甲午戰敗的原因,不妨將視線再往前推20年,從始於1860年“自強運動”的失敗研究甲午慘敗的原因。

    “天下觀念”是近代以前中國世界觀的核心思想,它是天理觀念在政治上的體現。長期以來,中國處理與周邊政治實體關系時都將自身擺在高於其他政治實體的地位上,以“朝貢體制”來維系與周邊國家的關系。鴉片戰爭以后,出於“國力衰微”,清政府不得不承認以“平等”的態度處理與西方列強的關系,並在北京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但從觀念上,絕大部分人認為現今的“平等相待”只是一種迫於壓力的妥協之策,待以后時機成熟就可恢復“外夷進貢”的局面。可見,清朝雖國力不濟,但仍不自覺地就將自己放在高於他國的位置上,從骨子裡鄙視西方的事物,何談心甘情願的效法西方。天下觀念的另一重要影響在於中國人民族意識欠缺。清政府始終將與西方國家沖突的性質定義為“邊舋”,而邊舋一般是指在邊關和蠻族的沖突,根本沒有意識到這是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之間的沖突。與此同時,缺乏民族意識使統治階層在危難時無法積聚民眾的危機意識、憂患意識以及對於危機的全局認識。戰爭來臨時,往往村村各自為戰,城城各自為戰,幾乎不能形成以一整體對外的形勢,也難怪甲午戰敗后有以李鴻章一人敵日本全國的說法。

    清朝晚期所謂同年之誼、師生之誼、滿漢有別的觀念對封建官僚體系運作影響頗為顯著,導致政府內黨派林立、滿漢傾軋,在內政與外交政策制定與實施過程中各方針鋒相對互不相讓,常常為反對而反對。同時,慈禧在滿漢之間、中央權貴與封疆大吏之間大玩所謂“平衡術”,給不少機會主義分子左右逢源的機會,使清政府對內對外政策左右搖擺,“自強運動”更無法一以貫之。 【閱讀全文】

大事記

清朝:1894年7月30日, 清朝總理衙門照會各國使館,揭露日軍挑起戰端,朝鮮大院君李罡應派人入華求援。

日本:8月1日,中日兩國宣戰,中日甲午戰爭正式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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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對國際法運用迥異對甲午戰爭成敗之影響

    作者:范永強(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博士)

    1894年7月25日,在朝鮮西海岸附近的豐島海域,日本海軍突然對中國軍艦“濟遠”號等發動進攻,這就是著名的甲午豐島海戰。日艦在襲擊“濟遠”號之后,又擊沉了載有中國士兵的英國商船“高升”號。除200多人獲救外,船上871名清軍官兵和包括5名英國人在內的62名船員全部葬身海底。

    清政府按照國際通行規則,請國際社會主持正義。7月30日,總理衙門向照會各國,揭露日本破壞國際法的侵略行徑,希望英國干預此事。英國社會對此事非常氣憤,輿論嘩然,一致譴責日本粗暴踐踏國際法,不宣而戰,攻擊中立國船隻,軍方則要求政府對日進行軍事報復。而此時的李鴻章暗自竊喜,認為日本就此得罪英國,中國將獲得一個強大的同盟者。他有這樣的“自信”還源於英國當時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佔到中國進出口總額的70%以上。同年11月10日,駐上海的英國海事裁判所作出最后裁定:日本在此事件中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高升”號的賠償責任由中國政府承擔。

    “高升號”事件中,日本肆意損毀國際法,清政府卻謹慎地應用國際法處理國際關系,希望借助國際法的力量彌補自身的弱勢。而日本政府在事件調查和處理過程中,緊緊地抓住並利用了國際法的灰色地帶,最終令自己一舉扭轉被動的局面,而不似中國那樣單純地訴諸“正義”等抽象口號。

    甲午戰爭之初,中日兩國領導人都宣布了宣戰詔書。光緒皇帝的宣戰詔書中,朝鮮是中國的藩屬國,應朝鮮之邀出兵幫其平亂,是中國和朝鮮內部的事情,與別國無關,日本不應出兵。而日本天皇的詔書中則稱,朝鮮是一個獨立國家,現在中國侵犯了朝鮮的獨立,日本為了幫助朝鮮實現“獨立”,阻止清政府武力干涉,被迫開戰。甲午戰爭發生於19世紀90年代,即使按當時的國際法准則,任何國家也都不應無端挑起對別國的戰爭。 【閱讀全文】

大事記

清朝:1894年7月29日,日軍和清軍在朝鮮成歡作戰,清軍向平壤方向潰退。甲午戰爭陸戰爆發。次日,清朝總理衙門照會各國使館,揭露日軍挑起戰端﹔朝鮮大院君李罡應派人入華求援。

日本:7月31日,日本通告各國公使:中日兩國進入戰爭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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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甲午慘敗中“審視”清王朝的落后決策機制

    作者:靳源(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博士)

    回眸歷史,百年前的中日變革,清朝的同治中興與日本的明治維新使各自國家通往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變革道路,我甲午慘敗即為印証。歷史上曾有評述認為此敗為李鴻章一人誤國所為,然從戰略決策角度分析,請政府的決策失誤,既與某個決策者的自身分析、判斷能力有關,但追根溯源,歷史昭示清王朝的落后的戰略決策機制才是問題的“要害”。戰略決策是軍事領域最高層次的決策,關乎軍事斗爭的成敗,甚至影響國家的前途和命運。

    決策機制“弊病”之一:缺乏科學民主。據史料顯示,危機面前,龐大的大清帝國卻將戰略決策、外交大權、戰略部署、軍事部署等重大事項的決策權交付於年逾七旬的李鴻章一肩獨挑,可謂既危險、又缺乏民主。反觀日本,早在維新開始的1868年4月,明治天皇就頒布了《五條誓文》,要求“一切重大決策均須經過廣泛協商”﹔“破除舊習,求知識於全世界”。

    決策機制“弊病”之二:缺乏戰略調控。清海軍戰略思想受以李鴻章為代表個人因素影響,基本屬於傳統防守戰略,簡單追求發展軍事裝備,並過多倚重於外交。尤其是在“和”和“戰”問題上,清政府將主觀希望寄托在列強通過外交渠道干涉並牽制日本,並非立足於“早打、真打、打打仗”准備,整個清廷的戰爭動員、后勤裝備、兵力部署等戰略調控更是雜亂無序,最終自食戰敗苦果。

    決策機制“弊病”之三:缺乏堅定信念。整個甲午戰爭期間,清廷政府的決策者自始至終從未釋放出敢於“亮劍”和戰之必勝的堅定信念和斗志。軍隊官兵的斗志往往很大程度上影響並決定著戰爭的勝敗,“見敵即逃,雖有堅船,亦將予敵。遇敵奮擊,雖非堅船,亦能自固”,豐島海戰的濟遠艦即為証明。 【閱讀全文】

大事記

清朝:1894年7月25日,北洋海軍濟遠艦受傷,但擺脫追擊撤至旅順,廣乙號擱淺自爆沉沒,高升號被擊沉,所載官兵大部犧牲,操江號被俘。

日本:7月28日,日本間諜分子在天津聚會,布置撤使后的情報搜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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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情報工作失誤:密電被破解毫無警惕

    作者:杜富祥(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博士)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古往今來,情報工作對於戰爭勝敗的重要性無需贅言。在中日甲午戰爭硝煙彌漫的背后,無形戰線上的較量如火如荼。日本政府透過經營多年的對華情報工作比大清朝野更深刻地洞察著中國的一切。相較之下,清王朝的情報工作卻顯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知彼知己均顯不足。有人妄加揣度,認為清王朝不重視對外情報工作的作用,故而在層層迷霧中對局勢做出重大誤判。筆者對此不敢苟同。與其說清王朝輕視對外情報工作,不如說清王朝忽視對外情報工作的建設,知與行嚴重脫節。

    在向日本派出駐外公使之前,清政府收集日本情報的途徑多源自外國新聞紙上零散的消息。1871年,一些有識之士在《中日修好條約》簽訂前后建議派遣常駐使團赴日收集情報,以預先探知日方動向。然而,由於經費問題、人才缺乏等諸多原因,清王朝1877年才正式派出駐日使團。不容否認,數任駐日外交使節在收集日本政治、經濟、軍事等情報有一定作為。他們通過翻譯報紙書籍以及個別間諜收集到一些有關日本戰略決策、對華態度、日方抵華人員情況、日本對朝動向等方面的情報。

    實際上,多年來,日本軍方情報機構和“樂善堂”等民間秘密組織相互勾連,在華活動猖獗,而清王朝卻無有效應對之策。在處理日本間諜的問題上,李鴻章等人擔心引起外交爭端,態度曖昧。加上清政府吏治腐敗、賄賂成風,日本間諜活動仍肆無忌憚。此外,1894年6月,日本陸奧外相故意給駐日公使汪鳳藻遞交一份用中文書寫的文書,以“釣魚”手法成功破解清朝駐日公使館與總理衙門之間的往來密電。而清王朝毫無警惕性,自信滿滿,一直沒有更換密碼,致使日方全盤掌握清政府的戰略意圖。這無疑成為清王朝情報工作的最大敗筆。 【閱讀全文】

大事記

日本: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軍在黃海豐島海面偷襲中國海軍艦艇和運兵船,擊沉“高升號”運兵船,中日甲午戰爭首開戰事。

清朝:7月25日,北洋海軍濟遠艦受傷,但擺脫追擊撤至旅順,廣乙號擱淺自爆沉沒,高升號被擊沉,所載官兵大部犧牲,操江號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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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甲午戰爭清軍戰略指揮的重大失誤及其根源

    作者:陳相靈(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

    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的原因很多,其中李鴻章在整個戰爭中戰略指揮的重大失誤,不能不說是這場戰爭慘敗的重要原因之一。考察李鴻章戰略指揮重大缺陷及其歷史根源,有助於更清楚地反思這場戰爭,從中吸取深刻的歷史教訓。

    當甲午戰爭一觸即發之際,李鴻章以為租借英國的商船運兵是萬全之計,結果運兵船隊在豐島遭襲,日軍打響了甲午戰爭的第一槍。日本侵華的真面目徹底暴露后,李鴻章所想的仍是用外交手段解決沖突。他命令駐守牙山的葉志超不要先敵打擊,要遵守萬國公約,避免在各國輿論聲中喪失主動。當戰火從朝鮮半島蔓延到中國東部沿海時,李鴻章囿於對北海艦隊的保護,守之於海岸,喪失了支援旅順、尋機殲敵的良機。當甲午戰爭尚未結束,北洋海軍被日軍即將圍殲於威海之時,李鴻章卻替朝廷打起了和談的主意。

    整個甲午戰爭,李鴻章首先想到的是打一場政治仗,以為憑借其籌劃,就可一步步化解危機,其結果政治仗不但打不贏,還貽誤了戰機,造成清軍戰爭准備不充分,盲目上陣,處處被日軍牽著鼻子走,最后陷入全軍覆沒的境地。

    甲午戰爭中,李鴻章在對北洋海軍的使用上,堅持“保船制敵”的原則。其原因一是北洋海軍來之不易,在具體使用上慎之又慎﹔二是用打農民戰爭的經驗指揮現代化海戰。 在西方的軍事學說中,制海權思想在近代佔據了重要的地位,但在中國,制海權卻是一個空白。李鴻章運用打農民戰爭的經驗指揮現代化海戰,這不能不說從指導思想上就犯了兵家大忌。 【閱讀全文】

大事記

清朝:1894年7月20日,俄國公使喀西尼路過天津,李鴻章委托俄國干涉日本留兵朝鮮事。

英國:7月16日,英國外交部發表備忘錄,明顯露出偏袒日本的立場。7月19日,英國駐天津領事寶士德持歐格訥函見李鴻章,告已電英外交部調停朝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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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前日本以“狡獪外交”運籌與俄英關系

    作者:杜富祥(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博士)

    國運的沉浮離不開外交的角力。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夕,面對英俄在遠東對峙的復雜情勢,日本為實施其既定的侵略計劃,玩弄狡獪手段,極力周旋於英俄兩國之間。外務大臣陸奧宗光等人謊話連篇、左右逢源,費盡心機運籌日英俄三角關系,開展其預謀戰爭的“陸奧外交”。

    1894年6月,日本向朝鮮調兵遣將,俄政府對此深感不安。為掩藏真實企圖,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向俄駐日公使希特羅渥保証:日本派兵隻為保護在朝僑民以及日本公使館、領事館人員生命和財產安全。同時,陸奧宗光盡其誣蔑之能事,誘導俄外交人員將視線轉向中國。陸奧宗光宣稱,清軍不會滿足於對朝鮮暴動的鎮壓,而可能留駐朝鮮,控制朝鮮,因此日本要派兵監視清軍行動。

    為維護英國在遠東地區的既得利益,英國對雄心勃勃的俄國一直格外警惕,可謂“談俄色變”。中日甲午戰爭之前,出於“防俄”的考慮,英國政府也曾盡力調停中日沖突,避免俄國南下,沖擊或挑戰英國的利益。但陸奧宗光利用打“俄國牌”的外交策略攪亂了英國的調停努力,並竭盡所能“將英國政府拉向我們一邊”。“將英國政府拉向我們一邊”反映了當時日本外交策略思想的基本觀點。實際上,日英俄三角關系並非等邊狀態,日俄存在根本利益沖突,關系相對疏遠。而日英有著共同的利益,關系相對接近。但日方認為,為發動侵略戰爭,日英關系接近還遠遠不夠,必須“將英國政府拉向我們一邊”。 【閱讀全文】

大事記

清朝:1894年7月12日,中國駐美公使楊儒電李鴻章:美國已致電其駐日公使勸日本早日撤兵﹔英國駐中國公使斡旋中日關系失敗。7月16日,光緒皇帝嚴諭李鴻章布置進兵事宜。

日本:7月17日,大鳥復照朝鮮,聲稱要“獨力行其必要之手段”﹔日本召開第一次大本營御前會議,決定對中國開戰,並制定了作戰方針。明治天皇發布特別旨令,撤去主張採取守勢的中牟田倉之助的海軍軍令部部長職務,樺山資紀出任海軍軍令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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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甲午戰爭中清政府情報工作失誤:心無憂患,國恆亡

    作者:李冬偉(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清政府在情報工作上的失誤充斥著甲午戰爭的整個進程:從戰爭開始前的威脅判斷和力量對比,到戰爭開始以后敵方兵力的部署配制,乃至戰爭結束時的談判交鋒,清政府招招滯后,處處被動。因為情報工作的失誤,上至清政府的核心領導層,無法料敵先機,做出正確的戰略決策﹔下至戰爭和戰役指揮者,無法掌握日軍動向和實力,做到有的放矢。相反,由於自己保密不力,加之日本情報工作細致縝密,清軍一舉一動皆在敵人掌握之中。情報工作的優劣、得失、高下,直接導致了甲午戰爭對日單向透明的戰場態勢。最終,渾渾噩噩、糊裡糊涂的清政府迎來的隻能是失敗和恥辱。

    日本的侵略野心雖然得到了清政府一些有識之士的重視,但由於缺乏最基本的對日情報搜集,大部分朝廷政要並未認識到明治維新之后日本發生的巨大變化,對日本的認識仍停留在“蕞爾小邦”的階段。清政府國防重臣李鴻章深信以清政府現有力量足以抑制日本的野心,進而認為“倭人為遠患而非近憂”。

    甲午戰爭時期,清政府在對日情報搜集幾無斬獲的情況下,甚至都無法做到對己方軍事行動和作戰情報的准確掌握。清軍中一些官僚為了自身利益而謊報軍情,致使清政府無法准確掌握己方戰場態勢。例如,葉志超在成歡之戰后,謊報戰況,清政府因此而盲目樂觀,於8月1日對日宣戰。 【閱讀全文】

大事記

清朝:1894年7月12日,中國駐美公使楊儒電李鴻章:美國已致電其駐日公使勸日本早日撤兵﹔英國駐中國公使斡旋中日關系失敗。7月16日,光緒皇帝嚴諭李鴻章布置進兵事宜。

日本:7月12日,日本外相陸奧宗光電令駐朝公使大鳥圭介:不妨採取任何借口,以挑起戰端。7月14日,日本公使向清政府遞交第二次絕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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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聯日到防日——解讀李鴻章早年對日本威脅判斷

    作者:張明(國防大學博士研究生)

    早在1863年李鴻章在其致曾國藩信中談到其對日本的看法。李鴻章當時敏銳的察覺到,日本雖為一個小國,但在採用西式艦船武器后,居然能與打敗過中國的英、法等國相抗衡。李鴻章以此說明變計圖強的重要性,激勵清政府加緊變革。但其對日關系上還有兩個基本判斷。一是從長遠看日本將是中國的威脅,二是從近期看日本與英、法等西方國家是相互對立的國家,而西方列強又是中國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敵人的敵人應該可以拉為朋友的理念在李鴻章內心深處泛起一絲漣漪,中國應實行“聯日”的政策。

    李鴻章據理力爭,積極斡旋,終於雙方簽訂了第一個較為平等的中日《修好條約》。雖然形式上,以法律名義達到了避免侵略中國,聯合互助,但隨著清王朝的國力日衰,這種想法更多的是一廂情願。就在李鴻章沉浸在締約成功的氣氛中時,日本政府卻因為締約沒有達到先前期望的利益而要求與清政府改約,並開始進行入侵台灣、琉球的軍事准備。

    清政府和李鴻章的妥協退讓沒有換來日本的積極配合,反而更加刺激了日本對外擴張的野心。1879年(明治十二年),日本趁法國入侵越南,沙皇俄國重兵壓境圖佔伊犁之際,廢琉球王室,改琉球國為沖繩縣。此時李鴻章已從日本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落井下石與得勢不讓人的霸道中,清醒地認識到日本的侵略性,並認定日本終究為中國之患。“聯日”幻想徹底破滅。此后,李鴻章真正開始為防范日本進行軍事准備,向西方大量購買先進艦艇,中國的海防建設從此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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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1894年7月10日,聶士成致電李鴻章,建議“接隊內渡,免資口實”。

日本:7月10日,朝日舉行第一次內政改革會議﹔大鳥致電陸奧宗光,建議用兵包圍朝鮮王宮,迫使朝王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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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葉志超甲午戰爭敗績反思清軍用人制度

    作者:孫屹緣(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碩士)

    甲午戰爭爆發前,清軍駐守朝鮮西海岸的牙山。日軍為取得朝鮮陸戰的首場勝利,決定圍攻牙山。由於牙山易攻難守,清軍移師防守距牙山東北50裡的成歡。不料這一戰略轉移,卻成了葉志超逃跑的開始。清軍在成歡與日軍激戰,不但未得到葉志超兵力的支援,他反而率先向北撤逃。逃跑中為了防止與日軍遭遇,選擇遠離漢城的朝鮮東部山區,歷時近一個月才到達平壤。期間清軍因飢疫減員嚴重,葉志超非但不報實情,反而向李鴻章謊報沿途多敗日軍,最后還得到了朝廷的獎賞,並提升葉志超為平壤各軍的總指揮。

    在大同江南岸戰場,軍總統(總指揮)葉志超貪生怕死,在戰局膠著的情況下,竟於午后4時樹白旗停止抵抗,並下令全軍撤退。

    在清軍中的像葉志超這樣的將帥,不止一個﹔而像左寶貴這樣的優秀將領也不乏其人,但卻得不到重用。當朝廷任命葉志超為平壤各軍總統時,“一軍皆驚”,大大挫傷了清軍的士氣。葉志超擔當此任后,不親自組織偵察獲取情報,反而依靠天津的電報通報決策。這對一位身居前線將帥來說,不能不說是一件怪事。戰場敵情不明,其戰守部署自然不切實際。特別當聽說日軍來襲時,他便驚惶失措,率先逃跑。

    清軍用人制度的缺陷造成了一批庸將。清軍隨著八旗和綠營的敗落,八旗制度漸漸退出歷史舞台,以曾國藩為首的湘軍和以李鴻章為首的淮軍便成為清廷的主要靠山。它們在鎮壓農民起義的戰爭中立下了頭功,也涌現了一大批像葉志超這樣的將領。 【閱讀全文】

大事記

清朝:1894年7月1日,光緒密諭李鴻章加強戰備﹔李鴻章接見英國駐天津總領事寶士德,勸英國勒令日本從朝鮮撤軍,此舉受到光緒的批評。

日本:7月3日,日本駐朝大鳥公使向朝鮮政府提交改革內政方案五條﹔福島安正、本野一郎由由漢城回日本,要求政府早日與中國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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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前日本輿論造勢:顛倒是非左右世界輿論

    作者:張明(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博士)

    1894年7月25日,英國商船高升號被日本海軍擊沉。英國朝野震動,國內輿論一致聲討日本對國際公理的踐踏,軍方要求政府對日軍事報復。清政府也坐等西方列強對日本採取實質的制裁措施,然而等來的卻是“日艦擊沉高升號是合理的,責任不在日本”,責任在清政府,應賠償英國的損失。是什麼促使原本對日不滿的英國輿論改變了腔調。又是什麼讓許多歐美的媒體,包括那些原本同情中方的媒體倒向了日方。另外在甲午戰爭爆發前,日本大部分民眾支持國家對清戰爭熱情已經空前高漲,居然將對華的侵略戰爭視為正義之戰。在很多國人大呼“天理何在,公道何在”之時,我們不得不佩服的是,日本侵華作戰的准備真可謂煞費苦心,全面周到,除了進行物力、人力、財力的戰爭動員准備之外,在思想灌輸和輿論造勢上,也早已悄然展開。

    由於歐美列強在華利益錯綜復雜,日本預料到侵略中國必遭各國列強干涉,因此,如何使各國列強不予以反對日本侵華,成為當時日本外交宣傳的重要目標。針對這一戰略目標,日本在對西方的輿論宣傳上,特別注重強調日本已經是融入西方的文明國家,並極力掩蓋真實目的,極力強調發動戰爭的正義性和必要性。

    日本秘密聘請了美國《紐約論壇報》的記者豪斯作為國家宣傳戰的總指揮。豪斯很熟悉西方媒體的運作方式,在他的精心策劃下,中國與日本分別代表著野蠻與文明的形象在西方媒體和民眾中形成共識,日本成為幫助朝鮮驅趕清國的正義者。當時的紐約《先驅報》報道說,日本在朝鮮的作為將有利於整個世界,而日本一旦失敗,將令朝鮮重回中國野蠻的統治。《紐約新聞報》也曾發表評論說:“中國的戰敗將意味著數百萬人從愚蒙、專制和獨裁中得到解放。”亞特蘭大《先進報》說,美國公眾毫無疑問地同情日本,認為日本代表著亞洲的光榮與進步。 【閱讀全文】

大事記

清朝:1894年7月1日,光緒密諭李鴻章加強戰備﹔李鴻章接見英國駐天津總領事寶士德,勸英國勒令日本從朝鮮撤軍,此舉受到光緒的批評。

日本:7月1日,日本內閣會議作出“拒絕俄國要求日本撤兵的勸告決議”,呈天皇裁可﹔日本政府復照希特羅渥,謂日本無侵略朝鮮領土之意,等朝鮮內亂平定,即將軍隊撤回

英國:7與2日,英國駐華公使歐格訥告清朝總理衙門,英外交部同意調停日本從朝鮮撤軍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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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不落"遭遇"武士道"

    作者:張健(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博士)

    甲午戰爭爆發前,西方列強在遠東都有著或多或少的政治、經濟和外交利益。作為遠東地區的霸主—英國,自進入19世紀下半葉以來,正不斷受到來自俄、美、德、奧、法等列強的政治滲透、貿易競爭和利益瓜分,英政府對於歷來崇尚武裝入侵,瘋狂掠奪土地的“世仇”沙皇俄國更是防范有加。1894年6月,日本在“大陸政策”的指引下,抓住清政府派兵入朝平叛的契機,迅速向朝鮮出兵,並利用一切機會不斷挑起事端,力圖發動戰爭。面對日益緊張的朝鮮局勢,英國政府從維護本國利益,阻止俄國乘機插足遠東的角度出發,一方面接受李鴻章的調停請求,另一方面卻被日本陽奉陰違和蒙混的手段所迷惑,其調停政策也在不斷轉變。

    甲午戰爭爆發前,英國對於地大物博的中國的戰爭潛力以及戰爭動員能力還是比較有信心的。正如時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所說:中日戰爭“如果戰爭能拖長下來,中國的資源、人力和它經得起磨難的本領,必能勝過日本的勇猛和它的訓練、組織能力”。所以在調停初期,英國對於依托清軍抵御俄國南下入侵,捍衛英國在遠東的既得利益是有信心的。所以這一時期英國貫徹的是傳統的遠東政策,即支持清政府,勸日避免沖突,以平息事端達到維護現狀的目的。

    英國長期奉行“利己主義”和“實用主義”政策,其整個調停方針都緊緊圍繞著“全力阻止俄國插手遠東事務”來制定。當看到清政府面對日本在軍事上和外交上的步步緊逼隻能一味退讓,方寸大亂時,便開始將日本視為其在遠東地區防御俄國的戰略伙伴,其制定的調停方針也開始逐步向日本傾斜。 【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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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1894年6月28日,日本大島混成旅團全部登陸朝鮮,兵員高達7600人﹔日本內閣會議決定單獨迫使朝鮮政府“改革內政”。

清朝:6月29日,李鴻章派盛宣懷等訪喀西尼,喀西尼提出中日俄三國在天津會談,商談朝鮮善后問題。

俄國:6與28日,吉爾斯向沙皇建議,避免卷入中日糾紛﹔6月29日,俄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克卜尼斯特會見日本駐俄國公使西德二郎,希望日本從朝鮮撤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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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甲午戰爭俄國野心:對華誘脅並舉掠奪資源

    作者:趙春英(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博士)

    列寧指出:“許多世紀以來,沙皇政府一直想奪取亞洲大部分地區,一貫推行這種政策,並且利用列強之間的一切矛盾和沖突來達到這個目的。”可以說,俄國東進戰略是一以貫之的,每次實施都打破了東北亞長期以來形成的力量格局,並將大塊油滋滋的“肥肉”納入囊中,這其中大大損害了中國的利益,使“天朝”處處受制於人,游離於東北亞重要政治、軍事力量的圈子之外。

    甲午戰爭后,俄國一方面加緊對中國東北地區的侵略,另一方面擺出一副欲與日本決一雌雄的架勢。同時,俄國還與德國、法國結成同盟,來對抗英日同盟,以保護其在東北亞的特殊利益。俄國還聯合歐洲諸強,以日本破壞遠東均勢為由,強迫日本將遼東半島管轄權歸還清政府,並開始操縱“天朝”,允許其修筑“中東鐵路”,為吞並全東北奠定基礎,而此時的清政府對俄國心存感激之情,心甘情願與俄國簽訂了秘密條約,將建造穿越中國東北、直抵海參威的“中東鐵路”的特許權授予給“華俄道勝”銀行。

    如果說日本是甲午戰爭的最大受益者,那麼俄國就是名符其實的二號得利國,它像一根“魚刺”深深地插入“天朝”的咽喉,吞不下、吐不出。 【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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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1894年6月22日,針對中日從朝鮮撤兵問題的分歧,日本天皇召集御前會議,決定對中國採取決絕態度和強硬立場﹔日本外相向中國公使遞交第一次絕交書。

英國:6與23日,俄外交大臣吉爾斯電駐日公使希特羅渥,勸告日本從朝鮮撤兵。

清朝:6月25日,光緒皇帝諭李鴻章對日朝情勢妥籌辦法,迅速具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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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兩個國家兩種變革的檢驗場

    作者:郭偉華(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講師)

    甲午戰爭不是中日兩國之間的首次較量,從倭寇活動到豐臣秀吉入侵朝鮮,中日為爭奪東亞主導權在歷史上就曾有過多次沖突,日本始終不能在根本上撼動中國在東亞地區的主導地位。但甲午戰爭,包括此前入侵琉球、台灣等,結果卻完全逆轉,為何?歸根到底是中日兩國在面對西方強權過程中完全不同的反應方式使然,甲午戰爭的戰場不過是這兩種反應方式針鋒相對的檢驗場。檢驗場上的較量結果,刀鋒劍影之間難免有這樣那樣的歷史偶然,但檢驗場下的准備過程,卻隻有一步一個腳印、行與不行的歷史必然。對這種必然,日本在甲午戰爭之前早已洞若觀火。

    較之日本,中國不僅有更為宏大的體量,也有更為宏大的胸襟,但中國在變革道路卻走得異常艱難。美國著名的中國學者費正清曾有過分析,他說:“傳統的中國並非一成不變,也不是靜止或毫無生氣… …制度和文化的持續性曾經產生了體現為氣勢磅礡和堅守既定方針的慣性,而非不動的惰性。兩千年來政治生活中孔孟思想格局所造成的根深蒂固的慣性,說明了為什麼中國近代反對那種思想格局的革命要走那麼長的道路。”重型卡車較之小轎車必然難以轉向,這是慣性使然,中國亦然。這是中國自身的特質,也是真實的中國。 【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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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1894年6月17日,日本外務省照會清朝駐日欽使汪鳳藻,正式提出中日共同改革朝鮮內政方案。

英國:6與19日,英國駐天津領事寶士德持歐格訥函見李鴻章,告知已致電英國外交部調停朝鮮事宜。

清朝:6與20日,俄國駐華公使喀西尼路過天津,李鴻章委托俄國干涉日本留兵朝鮮事宜。次日,清朝駐日欽使汪鳳藻照會日本政府,正式拒絕日本的共同改革朝鮮內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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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甲午戰爭中日戰爭動員看日本如何以小博大

    作者:裴玉輝(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博士)

    日本進行戰爭動員的本領學自德國。第二次普法戰爭中,普魯士通過全民動員形式進行的總體戰完勝法國,日本敏銳地發現了這一戰爭形態的變化,建立了完善的戰爭動員制度。早在1870年,日本政府即公布了《征兵條例》。《條例》規定:人民不分階級,男子身高5尺以上,年齡在20-30歲之間,均有服兵役的義務。日本藉此實行了普遍義務兵役制,建立了完善的后備力量體系。

    日本自明治維新后,從教育入手開啟民智,國民素質迅速提升。甲午之前,日本政府利用各種渠道和時機進行廣泛的宣傳動員,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被調動起來。1886年,北洋水師水兵在日本長崎嫖娼滋事,並與日警民互相毆殺數十人,李鴻章以開戰相脅,迫使日政府退步。但此事激起日本軍民的情緒,日本海軍以擊沉“定遠”、“靖遠”二艦為目標,就連日本的兒童也開始玩起捕捉“定遠”、“靖遠”的游戲。資料顯示,甲午戰爭中日本娼妓捐獻的銀錢已相當於清政府戶部答應為清軍提供的軍費。而清朝自太平天國、捻軍等起義之后成驚弓之鳥,瘋狂的對民眾進行政治壓迫,一般民眾在甲午戰爭中普遍表現麻木,甚至有民眾視日軍為“王師”。 【閱讀全文】

大事記

日本:1894年6月16日,日本再次派出2600余人在仁川登陸,入朝日軍兵力達到近4000人﹔日本外相陸奧宗光邀見中國駐日欽使汪鳳藻,告知日本內閣決定中日共同鎮壓東學黨及共同參與朝鮮內政改革。

英國:6與16日,英國外交部發表備忘錄,明顯露出偏袒日本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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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時期中日軍事制度改革對比

    作者:肖琳(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博士)

    19世紀,以英、法、美為代表的西方工業國家,對東亞地區實行了猛烈的殖民征服運動。而處在同一地區的中日兩國,為應對西方入侵,幾乎在同一時期實施了近代軍事變革,但最后結局卻大相徑庭。特別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成為歷史的分水嶺,日本從此一躍躋身為列強行列,而大清帝國卻從此淪為備受凌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統治瀕臨崩潰。

    日本真正意義上的近代軍事改革始於1868年。是年,明治政府取代了抱殘守缺的幕府政權,開始把“富國強兵”、“殖產興業”、“雄飛海外”、“開拓萬裡波濤、布國威於四方”作為國家發展的最高國策。創建新的軍事制度是明治政府軍事改革的首要任務。從1870年開始,明治政府用極大的精力改造幕府時期的舊軍制。

    與日本相比,中國近代以“洋務運動”為代表的軍事變革,僅僅局限在技術層面,而沒有聚焦於軍事制度本質的變革。盡管隨著武器裝備的引進,也帶來了軍隊編制體制的變化。但其在軍事思想、編制體制、教育訓練等方面仍然沒有擺脫傳統體制的束縛。洋務運動是不徹底的改革,是隻改器物、不改制度的改革,是不觸及腐朽統治階級利益的改革,是半途而廢的改革。這種失敗改革的結果,必然首當其沖地影響北洋艦隊,使這支生長在封建落后、腐朽沒落、封閉保守制度和一窮二白工業科技基礎上的艦隊,存在嚴重的水土不服。 【閱讀全文】

大事記

朝鮮:6月13日,朝鮮政府致函袁世凱,請求撤回清軍﹔英國外交大臣金伯利約見日本駐英國公使青木周藏,希望日本從朝鮮撤兵。

清朝:6月13日,清政府遞交對日答復書﹔袁世凱回訪日本駐朝鮮大使大鳥圭介,商談中日共同從朝鮮撤兵。

日本:6月13日,日步兵少佐一戶兵衛率步兵一大隊和工兵一小隊至漢城接替海軍陸戰隊﹔日本外相陸奧宗光電大鳥圭介,命大島混成旅團本隊進入漢城。

深度解讀

探日本文明和侵略思想根源:大陸強則"忍" 弱則"刀"

    作者:蘭天(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博士)

    日本文明從一開始就和中華大陸的文明不同。中華文明的產生土壤是大河農耕文明。在西有大漠、東有大海的保護中,物產豐富,有廣闊的戰略縱深,自我認知沒有比這更好的地方。其它都是蠻夷邊幫,唯此是天朝上國。求和,求穩,無需開疆擴土,大一統就是萬世基業,守成特點明顯。日本文明的產生土壤卻是富於冒險的海洋文明。資源匱乏的島國,無戰略縱深,發展空間受限,東有大洋,隻有西邊才有發展的空間,但西邊又有強大的大陸文明的客觀存在。無論大陸文明是否主動威脅,都成為島國發展的障礙。使島國時刻充滿危機感和進取心。而在物質資源匱乏的背景下,神道教的傳統使日本文明對精神力量有一種原始崇拜,物質匱乏精神補。注重精神的力量,為了生存而進攻和侵略的特性,從日本民族誕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一定的了。

    反思甲午,不能局限於甲午,2000年的中日交往史就是中日民族特性、文化傳統和地緣特征的博弈史和戰爭史。日本文明的“小”與“狠”和中華文明的“大”與“仁”,隻要雙方國民特性沒有大的改變,這一對固有矛盾就很難改變。日本的侵略傳統不會變,中國的廣闊仁義也不會變。日本文明在大陸強則“忍”,大陸弱則“刀”。中華文明在大陸強則“制”,大陸弱則“危”。全在攻守之勢,力量對比上。 【閱讀全文】

大事記

朝鮮:1894年5月4日,朝鮮農民軍集結白山,朝鮮甲午農民戰爭爆發(又稱東學黨起義)。朝鮮決定向清朝借兵。清廷6月4日批准李鴻章派兵赴朝計劃,但日本此前一天已經搶先決定對朝出兵。

清朝:6月11日,朝鮮政府和農民軍達成《全州和議》,起義平息﹔朝鮮外務督辦向日本駐朝公使大鳥圭介抗議,要求日本急速撤兵

日本:6月12日,日本駐華公使小村壽太郎照會清朝總理衙門,回應中方駁斥日本出兵一事,聲稱日本派系遵照《天津條約》辦理﹔大鳥圭介訪袁世凱,商談兩國不續派軍隊至朝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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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騙取清朝放棄對朝鮮宗主權 甲午戰爭已"預先約定"

    作者:范永強(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博士)

    “甲申政變已經平息”,撤軍本是一個水到渠成的事,但日本並不甘心如此就范。本來朝鮮是中國的藩屬國,中朝兩國達成協議,一旦朝鮮有事中國第一時間出兵援助。而這樣的權利,恰恰是心懷不軌的日本政府不願看到的。就談判過程中的國際形勢變化也對中國十分有利,清軍在對法作戰上取得了一系列勝利,4月6日中法決定停戰撤兵。談判前,日方還寄希望於法國對清軍的牽制能夠加重日方談判的籌碼。而中國戰勝的消息對伊藤博文來說,無異於當頭一棒。也許是勝利來得太突然,沖昏了李鴻章的頭腦,他竟然作出了這樣的承諾:將來朝鮮若有變亂重大事件,中、日兩國皆可派兵。這樣以來,日本獲得了和中國一樣可以向朝鮮派兵的權利。昏庸老邁的大清朝就這樣不明不白地丟掉了管控朝鮮的主動權。

    1885年4月18日中日《天津會議專條》正式簽訂,又稱《朝鮮撤兵條約》,條約共3款:一是中、日兩國軍隊在四個月內撤出朝鮮﹔二是中日兩國不能派員在朝鮮練兵﹔三是朝鮮若有變亂重大事件,兩國或一國要派兵,應先互行文知照。

    這一條約從內容看上去是平等的,但其實隻對中國有約束力,而對日本並沒有多少影響。因為在1882年《濟物浦條約》中,日朝約定日本保留如有必要不論何時出兵的特權,所以在執行中,日本可以或依據《濟物浦條約》,或依據《天津會議專條》出兵朝鮮。日本正是利用了中國的不知情,騙取中國實質上放棄了對朝鮮的宗主權,並且讓日本對朝鮮有了同樣的發言權。 【閱讀全文】

大事記

朝鮮:1894年5月4日,朝鮮農民軍集結白山,朝鮮甲午農民戰爭爆發(又稱東學黨起義)。朝鮮國王決定向清朝借兵。

清朝:6月8日,清軍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清軍900余人抵達朝鮮牙山,支援朝鮮鎮壓東學黨起義﹔總兵葉志超率二支隊山海關出發赴朝鮮。次日,北洋海軍軍艦5艘、日本軍艦6艘在仁川港對峙。

日本:日本早於清朝,於6月5日就已決定出兵朝鮮。6月9日,日本大鳥圭介率領先遣陸戰隊從仁川登陸進入朝鮮。清朝總理衙門復照日本駐華公使小村壽太郎,駁斥日本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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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出兵助朝給日本發動戰爭機會

    作者:曹菁(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博士)

    1894年5月初,在東學教領袖全琫准領導下,甲午農民起義爆發。農民軍聲勢浩大,迅速從局部地域擴大到朝鮮南部,並在數月間發展到數萬人。面對勢如破竹的農民軍和節節敗退的朝鮮軍隊。5月31日,全州陷落的消息震動京城,朝鮮國王李熙不得不派主戰借兵的首輔閔泳駿緊急向袁世凱求助。李熙雖然傾向於借兵中國,但是又擔心為此會給日本以借口出兵,局面將難以收拾。因為按照1885年的《天津會議專條》規定,中國向朝鮮派兵,日本也可以借口出兵朝鮮。這令李熙舉棋不定,難以下定決心。面對朝鮮的顧慮,袁世凱許諾說:“朝鮮有危,吾豈不悉心護之乎?若有難處之端,吾當擔當矣。”宗主國的許諾,無疑堅定了朝鮮借兵的決心。

    對當時的朝鮮王室來說,面臨國內的政局動蕩,向宗主國求助乃是合理之舉。而清王朝應要求派兵朝鮮,這在“甲申政變”已有先例。出於保護藩屬國的目的,清王朝的派兵是符合中朝雙方利益的。但是,清廷卻低估了鄰國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擴張的野心。此時的日本,似乎已經迫不及待了。如果說日本最終以武力擊碎了這一幾千年來的東亞體系,那麼日本試圖獲得與宗主國同等地位的外交努力無疑撼動的是這一龐大體系的根基。多年以來日本試圖分裂中朝藩屬關系的“迂回”政策,已經使這一體系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可以說,清王朝履行其宗主國義務的“合理出兵”給了一直在等待時機發動戰爭的日本一個極好的機會。日本借口保護其在朝鮮的公使館以及僑民,隨即也派兵進駐朝鮮。中日甲午戰爭的硝煙在此時已經燃起。 【閱讀全文】

大事記

朝鮮:1894年5月4日,朝鮮農民軍集結白山,朝鮮甲午農民戰爭爆發(又稱東學黨起義)。朝鮮國王決定向清朝借兵。

清朝:6月4日,清廷批准李鴻章派兵赴朝計劃﹔李鴻章指令向朝鮮派遣援兵。6日,清政府行文通告知會日本,清政府出兵朝鮮﹔清軍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兵出征朝鮮。

日本:日本政府6月4日決定搶先完成在朝鮮的軍事部署﹔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命駐朝公使大鳥圭介迅速回任,並秘授其有採取“便宜措施”的非常權力﹔日本陸海軍會議決定設置戰時大本營。5日,明治天皇睦仁批准向朝鮮派出一個混戰旅團。

深度解讀

甲午戰爭緣何讓“天朝禮治體系”徹底坍塌?

    作者:郭偉華(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講師)

    今年是甲午戰爭兩個甲子的輪回,“前事不忘,后世之師”,我們當然不能忘記一百二十年前的甲午之禍。甲午不僅使中國這個“天朝上國”敗於“蕞爾小邦”,遭到前所未有屈辱,同時也使中國在東亞所主導的“天朝禮治體系”徹底坍塌。

    “天朝禮治體系” 是東亞國際體系的原始形態,也有學者稱之為“朝貢體系”、“冊封體系”、“藩屬體系”等。在“天朝禮治體系”下,中國是“天朝上國”,朝鮮、日本、琉球、安南等等外圍國家則是中國的“藩屬”。藩屬在名義上尊中國為“天下共主”,中國則在事實上“眷顧”外圍藩屬。為什麼東亞國際體系的初始形態會是這樣呢?對於這一點,歷史學家給出了很多分析。比如相對封閉一體的地理環境、自給自足的農業生產方式、中國早熟的封建體制、絕對的實力優勢等,其中最直接的因素則是來源於中國自身的政治理念。

    “如何評價“天朝禮治體系”的政治效果?從歷史呈現上看,可以說“天朝禮治體系”既不緊密,也不穩定。比如作為東亞地區第二大國的日本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對天朝禮治體系的挑戰心理和挑戰行為。公元1592年到1598年,豐臣秀吉兩次入侵朝鮮,明朝被迫對朝鮮予以支援。此次日本對天朝禮治秩序的正面挑戰,成為近代以后日本謀求東亞主導地位的濫觴。從中日關系的這個歷史過程上,不難看出“天朝禮治體系”整體的鬆散性和脆弱性。 【閱讀全文】

網友留言

李莉
加強經濟建設,提高我國經濟實力,富民強兵,憑借先進技術打敗小日本
普通人
政治清明、官員清廉、人人發奮圖強,國家繁榮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才能避免歷史的悲劇重演。
強國、強軍,才能夠立於不敗之地
心謀志毅堅,走進人性,少些虛浮,孤勇萬敵!
zxf
希望通過習主席,把中國社會裡的負能量全都謁制住。發展、明智、高遠、強大!
  • 1895年4月17日
  • 1895年2月2日
  • 1895年1月20日
  • 1894年10月24日
  • 1894年9月17日
  • 1894年8月4日
  • 1894年11月22日
  • 1886年8月13日
  • 1894年11月21日
  • 1894年10月6日
  • 1894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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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94年7月29日
  • 1894年7月28日
  • 1894年7月25日
  • 1894年7月20日
  • 1894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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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94年7月10日
  • 1894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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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94年6月16日
  • 1894年6月13日
  • 1894年6月12日
  • 1894年6月8日
  • 1894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