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思海防與海權

　　15世紀地理大發現以后，東西方對於茫茫大海的認知差距漸然拉開。西方的視野已在全球，中國的目光仍在九州。歐洲已經將陸地與海洋聯系起來思考了，中國卻堅守陸地而與海洋失之交臂，中西方因此在18至19世紀走向了不同的歷史方向：海防與海權。

　　馬漢“海權論”的核心思想是通過控制海洋控制世界貿易，通過控制世界貿易控制世界財富，通過控制世界財富控制世界本身。西方很少講海防，它們在第一層面講海洋，看重海洋可以帶來巨大的商貿利益。第二層面講海權，認為海洋問題的實質在於海權，而要獲取海權必須積極主動進攻，不能僅限於如何防。大陸文化以防御性為主，“不教胡馬度陰山”的重要手段就是修筑長城，長城式的陸地防御體系一經凝固，也很容易被固化應用到海上防御。

　　晚清時期，海洋是近代中國受侵害的一個方向，是西方獲取利益的一個通道。因此，回避和防守也就成了國勢衰弱時期的一個必然選擇，西方海權觀念傳播到中國自然被矮化為海防。如果用今天的標准來衡量，清朝水師算不上是一支正式的海軍，大體相當於海岸警衛隊。清軍水師的戰略任務是近海巡緝、守衛海岸而不是出洋與其他國家一比高低。李鴻章海防思想的一大進步是以海為主、水陸相依，但最終還是停留在“口岸防守”“我之造船本無馳騁域外之意，不過守疆土，保和局而已”的被動防守中。中國近代海上力量的發展走的是“次國”的道路，把自己的目標始終限定在海防的最低層次——防御本國海口。近代中國沒有對西方的海洋戰略和國家戰略進行本源性思考，思維還是從陸地看海，隻能一味防守、被動經營，於是就一次次失去了走向海洋的良機。所以清朝和民國建立的海軍隻能是水師概念的延伸，是整個軍隊中的一個兵種，而不是一個軍種，是傍岸而戰的陸軍的輔助者，並不是走向大洋的主導者。中法戰爭、甲午戰爭一次次証明了，不能制海必為海制，即使保存一片大陸，亦不過是籠中之鳥，為人所制，陸主海從、一味防守下的海軍當然就成為別人的標靶。

　　一般而言，海洋后進式國家在崛起過程中會表現出更強的目的性，一般都會選擇較弱的對手和較好的時機來扭轉國運。比如，美國將目標鎖定在行將沒落的海上強國西班牙，美西戰爭成為美國走向太平洋的起點，日本把打擊虛弱停滯的晚清海軍作為“脫亞入歐”的“宣言”，無不是選擇了一個較容易征服的對手和恰當的時機。而中國的近岸防守是沒有假想敵、沒有針對性的防守，隨時可能會被敵人傾覆和吞沒。1886年中日發生長崎事件時，主管北洋水師的英國人琅威理主張對日宣戰，此時的北洋水師相對日本具有較強優勢。但是清政府從來就沒有戰略目標，自然也未理會和接納這一建議。時機就這樣錯過，虎視眈眈的對手悄然壯大，直至1892年開始日本在海軍裝備上已經超過了清朝，1894年日本取得甲午戰爭的勝利。這印証了海軍發展的鐵律：不主動就是坐以待斃。近岸防守如果不是作為遠海戰略的補充手段，而被當作主要的長期的方法，結局就隻能是望洋興嘆。它是小農經濟無法支撐耗費巨大的海軍的結果，也是凝固的大陸文化心理的體現，是未能對海洋的開放性和海軍的進攻性有深刻認知的反映。

　　有人指出，戰爭從來都是分兩次進行的，第一次是在軍事家的頭腦中，第二次是在現實中。可以說，近代中國的海上御侮戰爭第一次在思想家的頭腦中就是萎縮不健全的，那麼第二次在現實中隻能更狼狽了。由此可見，欲建設海洋強國必須深思海權與海防的關系，具備更寬廣的戰略視角。

(來源:解放軍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