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軍絕不允許法外之域法外之人

　　習主席指出，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是強軍之基，要加大依法治軍、從嚴治軍力度。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就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作出重大決策部署，賦予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新標准新任務新要求。新形勢下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有著新的時代內涵。它不是簡單意義上的部隊管理教育，也有別於依法管理從嚴管理，而是依法治國方略在軍事領域的具體運用，是我黨建軍治軍的重要方針，是強軍興軍的戰略基石，是我軍發展壯大、戰勝一切強大敵人和艱難險阻的重要法寶。

　　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是先進的治軍理念

　　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是古今中外治軍之道的精要所在，是現代軍隊建設的基本規律，同時也是一種建軍治軍精神和先進理念。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首次將依法治軍、從嚴治軍納入依法治國總體布局作出重大部署，實現了軍隊法治建設的歷史性飛越。

　　治軍理念的新突破。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把依法治軍、從嚴治軍納入依法治國總體布局，是我們黨總結歷史經驗、探索發展規律作出的科學決策，是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新理念、新觀點、新論斷在國防和軍隊建設領域的具體貫徹落實，標志著我們黨對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國防和軍隊建設規律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確立了依法治軍、從嚴治軍在國防和軍隊建設中的全局性、基礎性、戰略性地位，是黨在新形勢下建軍治軍理念的創新發展。

　　強軍興軍的新要求。強軍興軍必先強法。一支沒有法治的軍隊，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強大。法治是強大軍隊的標准之一，既是軍隊的軟實力，更是軍隊戰斗力的新增長點。實現更高層次、更高水平的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是實現中國夢、強軍夢的戰略部署和堅強保証，更是中國夢、強軍夢的應有之義。在強軍進程中，我軍的革命化需要法治來強化，正規化需要法治來實現，現代化需要法治作保障。可以說，依法治軍、從嚴治軍的過程就是實現強軍目標的過程。隻有把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貫徹到國防和軍隊建設全過程各領域，才能真正鍛造出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法治軍隊。

　　廣大官兵的新關切。近年來，我軍在組織結構、力量編成、武器裝備、現代后勤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進步，官兵綜合素質明顯提高，民主法治觀念和現代意識逐步增強，依法治軍、從嚴治軍被賦予更加強烈的功能寄托。面對廣大官兵改進作風、科學管理的新關切，必須深入推進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把法治精神、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滲透到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中，按照規范化設計、精確化運行、標准化操作、配套化保障的要求，從根本上提高管理的質量和水平，提高作風建設效益，推動正規化建設向更高水平發展。

　　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是現代的治軍方略

　　依法治國是我們黨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同樣，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是黨治理軍隊的基本方略。在建軍初期，我軍的治軍與建軍是密不可分、相融一體的，主要是圍繞建立和建設一支完全不同於舊式軍隊的新型人民軍隊來進行。而我們今天治的“軍”，已不是革命年代小米加步槍那種狀態的“軍”，也不是機械化半機械化層次的“軍”，而是向信息化軍隊轉型過程中的“軍”，治軍已經躍升到一個新階段。其目標指向是，推進法治強國和法治強軍，服務黨的“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黨在新形勢下強軍目標的實現。堅持依法治軍、從嚴治軍，就是要適應信息時代形勢要求，著眼全面加強軍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構建完善的中國特色軍事法治體系，切實將治軍方略貫穿於國防和軍隊建設領域的全過程、全方位、全時空、全員額，確立和發揮法治在治軍中的基礎地位。

　　依法治軍、從嚴治軍要將國防和軍隊建設的一切事務納入法治軌道。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決不是單純的依法管理，而是依法建設、治理和運用軍隊。要確立依法治軍、從嚴治軍全領域全系統的觀念，將國防和軍隊建設各個領域、各個層次、各個環節的一切軍事活動納入依法治軍范疇。無論是軍事教育訓練、軍事管理，還是軍事作戰、軍隊政工、軍事后勤、軍事裝備等領域的活動都要符合法治精神、嚴守法治標准。

　　依法治軍、從嚴治軍要以國家法律、軍隊條令條例以及黨內法規為依據。確保國防和軍隊建設時時、處處、事事有法可依，更要確保法律法規在國防和軍隊建設中具有最高權威，決不允許有法外之域、法外之事和法外之人。同時也要明確，依法治軍不是“以法治軍”，不能“視法為器”，防止法治淪為依附於“人治”的法治而最終成為“人治”的工具。

　　依法治軍、從嚴治軍要以戰斗力為根本標准。戰斗力標准是檢驗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成效的唯一尺度，也是推動依法治軍、從嚴治軍發展的原動力。要消除依法治軍就是抓好部隊管好兵，將依法治軍與提高戰斗力割裂開來的誤區。必須清醒認識到，嚴明軍紀是軍隊戰斗力強弱的一個重要因素，法治標准與戰斗力標准是統一的。法治能夠更好地把戰斗力各系統、各要素有機結合起來，把軍事斗爭准備和實戰化訓練扎實開展起來，把戰斗精神和軍法軍紀有機結合起來，進而為形成高度集中統一、系統集成的作戰體系和強大作戰能力提供體制和機制保障。

　　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是科學的治軍方式

　　當前，我軍外在形式層面的軍事法規制度體系已經基本形成，但內在精神和行為層面的法治觀念和行為方式的轉變仍未完成。“重將輕制”“重令輕典”“重經驗輕法律”的現象普遍存在，治軍方式尚未實現根本性轉變，成為國防和軍隊建設發展的瓶頸。實現治軍方式根本轉變的核心要義，就是要按照法治要求轉變治軍方式，把法治化作為治軍方式根本轉變的目標方向，增強依法開展和指導工作的理念與定力，用法治方式解決國防和軍隊建設的矛盾問題，從而提高建軍治軍強軍水平和效益。

　　實現從單純靠行政命令向依法行政的根本性轉變。在我軍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習慣用行政手段和方法開展工作，逐步形成了以行政命令為主來處理國防和軍隊建設中各種關系的治軍方式。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法制建設的深入，國防和軍隊建設中的許多問題單靠行政手段已經很難奏效，甚至事倍功半。必須破除單純靠行政命令抓工作的觀念，真正做到依法決策、依法行政，依法調節國防和軍隊建設所涉及的各類軍事關系和軍事活動。

　　實現從單純靠習慣和經驗開展工作的方式向依靠法規和制度開展工作的根本性轉變，實質是實現“法依人”到“人依法”的根本性改變。依法治軍、從嚴治軍並不否定人在治軍中的重要性，任何工作都是靠人完成的，任何法規都要靠人來執行和落實。關鍵在於如何擺正人與法的關系。依法治軍強調以法為中心，因為法是長期治軍經驗的總結和治軍基本規律的反映，更具科學性和合理性。如果強調以個人意志為中心開展工作，就會因為個人好惡、經驗習慣影響工作的成效和進程。深入推進依法治軍、從嚴治軍必須消除人為因素的干擾，真正確立起法律至上的權威和地位，並使其得到有效實施、普遍遵守和有力貫徹。

　　實現從突擊式、運動式抓工作的方式向按條令條例辦事的根本性轉變。把工作重點從“治事”“治人”向“治法”轉變，從管具體事、具體人，轉到管立法、管執行、管監督上來，使領導機關從繁瑣的日常事務、低效率的文山會海中解脫出來，集中精力謀全局、抓大事。古人雲，“小智者治事，大智者治人，睿智者治法”。要校正“行不依法”的偏差，使全體官兵嚴格按照法規制度履職盡責、依法辦事，確保軍隊這個結構復雜的機器組織嚴密、協調一致、運轉自如，滿足現代國防和軍隊建設需要。

　　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是規范的治軍狀態

　　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既是強軍興軍的基礎工程和基本途徑，更是強軍興軍的價值追求和實現目標。堅持依法治軍、從嚴治軍，就是要實現法治對整個軍事社會關系和軍事社會活動的管束，就是要“依法”與“從嚴”結合並施，彰顯治軍的權威性、規范性和穩定性，達成治軍的理想狀態。

　　法律法規是治軍有序化發展和保持部隊穩定的關鍵性因素和力量。通過科學立法，把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把黨關於國防建設和武裝力量建設的主張，把我軍治軍的成功經驗，用法的形式確定下來，作為建軍治軍的基本遵循，排除國防和軍隊建設中的偶然性和任意性，實現國防和軍隊建設的規范化、制度化。通過科學立法，實現對權力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制約，保証軍隊組織結構的科學穩定。通過嚴格執法使國防和軍隊建設各領域建立起正規的戰備、訓練、工作和生活秩序，始終保持軍隊的高度集中統一和戰斗力的穩步提升。通過公正司法，實現公平正義，維護軍人合法權益，激發官兵獻身國防的熱情和動力。通過踐行法治，使軍事法得到普遍信仰和遵守，使廣大官兵成為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在全軍上下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圍。（馮定漢　王文娟）

　　編輯感言

　　被誤解的盧諾爾曼

　　有人說，樂觀者發明飛機，悲觀者發明降落傘。但在軍事史上，保守的人卻曾錯誤理解降落傘。18世紀末，法國人盧諾爾曼出於從空中下降時得到保護考慮，發明了降落傘。在飛機投入軍用后，各國軍隊先后採用並改進了這項發明，大大降低了空戰中無謂的傷亡。一戰時期，英國作為降落傘的主要生產商，可謂賺了一大筆錢。但奇怪的是，英國軍方卻曾嚴令禁止本國空軍使用降落傘，原因是他們認為，使用降落傘會降低士氣，隻有登機時不給自己留有退路的飛行員才是勇敢的男人。當然，英國也因此付出慘痛的代價，導致一些本可靠降落傘逃生的飛行員無謂犧牲。

　　英國空軍的失誤在於片面解釋“勇氣”的含義，大腦還停留在前一個時代。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是戰爭的基本原則之一，降落傘有時是“留得青山在”的一種手段，並非對勇氣的褻瀆。這一事例啟發我們，在強軍興軍的征程上，要善於從時代角度思考問題，准確理解一些概念的新內涵，力求把握得更全面更切實。（周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