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為何要求各路紅軍“會師武漢”“飲馬長江”？

　　原標題：李立三為什麼要求各路紅軍“會師武漢”、“飲馬長江”？

　　從1929年到1930年，國內外政治形勢發生了一些重要變化。經過大革命失敗后兩年多的艱苦奮斗，中國共產黨逐步從極其嚴重的困境中擺脫出來，革命事業開始走向復興。在這種形勢下，中共中央本應正確認識形勢，抓住有利時機，推進革命事業的發展。然而，這時中共中央的一些領導人，看到形勢發生一些有利於革命的變化，又受到共產國際的“左”傾指導思想的影響，頭腦開始發熱。他們無視國內國際革命力量仍然相對弱小的基本狀況，片面夸大形勢對革命有利的一面，逐漸形成“左”傾錯誤。

　　早在中共六大前后，中共中央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就已經提出一個准備以奪取城市為中心的實現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武裝總暴動方案。這一方案實際上是以共產國際的“第三時期”理論為依據的。1929年2月、6月、8月和10月，共產國際向中共中央多次發來含有“左”傾錯誤主張的指示信和決議案。特別是10月26日的指示信，提出城市工人要准備總政治罷工，紅軍斗爭應統一起來。指示信認為盲動主義錯誤已經大致糾正過來，重申要首先反對中國黨內的主要危險即“右傾的機會主義情緒和傾向”。共產國際的這些錯誤主張，對中共中央及其領導人都有影響，特別是為李立三“左”傾錯誤提供了理論依據，對其錯誤的形成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接受國際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決議》。2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第七十號通告，對革命形勢作了過高的估計，認為黨不是要繼續執行在革命低潮時期積蓄力量的策略，而是要執行集中力量積極進攻的策略，各地要組織工人政治罷工、地方暴動和兵變，並集中紅軍進攻大城市。4月、5月，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對此又作出具體的計劃和部署。在這個過程中，李立三在《紅旗》、《布爾塞維克》等黨的機關刊物上發表《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諸問題》等多篇文章，提出關於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左”傾觀點。

　　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的中原大戰和湘粵桂邊戰爭爆發后，李立三等認為革命形勢已在全國成熟。於是，在1930年6月11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至此，李立三“左”傾錯誤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統治地位。

　　李立三等在上述錯誤思想主導下，制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7月間，重點部署了南京、上海、武漢等城市的暴動准備工作。同時規定：紅三軍團切斷武（漢）長（沙）鐵路，進逼武漢﹔紅一軍團進取南昌、九江，以切斷長江，掩護武漢的勝利﹔紅二軍團、紅一軍相互配合進逼武漢﹔紅七軍進攻柳州、桂林和廣州。

　　各地紅軍根據中共中央和軍委的指示，立即採取軍事行動。7月下旬，紅三軍團在平江反攻作戰勝利的態勢下，於27日乘虛攻佔長沙。李立三等得知這一消息后，更加認為“會師武漢”、“飲馬長江”，以至奪取全國勝利的目標很快可以實現。“左”傾錯誤由此又有了發展。8月初至中旬，李立三等在整個黨的組織需要“軍事化”的口號下，成立中央總行動委員會，作為領導武裝暴動的最高指揮機關﹔把共產黨、共青團和工會等的各級領導機關合並為各級行動委員會（簡稱行委），停止黨、團、工會的正常活動﹔進一步提出准備發動武漢暴動、南京暴動、上海總同盟罷工，在武漢成立中央蘇維埃政府和全國暴動的詳細計劃﹔提出“蘇聯必須積極准備戰爭”，西伯利亞的數十萬中國工人應迅速武裝，“准備與日本帝國主義的作戰”﹔提出蒙古在中國暴動勝利時，也應大批出兵進攻中國北方的反動派。李立三等人號召全黨“要勇敢，勇敢，再勇敢的前進”。至此，李立三“左”傾錯誤發展到了頂點。

　　選自《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1000個為什麼》

　　韓廣富 曹希嶺 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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