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前十大武器進口國一半在亞洲 印度排第一

　　3月16日，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發布全球軍貿情況報告。報告指出，2010年至2014年全球武器貿易量較2005年至2009年增加了16%。其中，在2009年至2014年的武器出口貿易中，美國穩居第一，佔全球武器出口量的31%﹔俄羅斯位列第二，佔比為27%﹔而排名三到五位的國家，所佔比例均在5%左右。

　　戰爭是政治斗爭的延續，世界武器貿易則是國家軍事經濟活動的對外延伸與拓展。作為國際政治、國際關系中的重要變量，國際軍貿的特點一直隨國際局勢的變化而變化。

　　中東、亞太、印度洋——

　　熱點地區武器銷量持續走高

　　國際和平研究所的報告顯示，2010年至2014年間，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海合會)成員國的武器進口量，與2005年至2009年相比增長了71%，其中54%的增長量來自於近期中東地區的武器進口。報告稱，沙特阿拉伯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武器進口國。2010年至2014年，其武器進口量是2005年至2009年的4倍。

　　中東地區一直戰亂頻繁，巴以問題、敘利亞問題、也門問題等，一直是地區安全的重大威脅。美軍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后，ISIS等極端組織、“基地”等恐怖主義組織利用美軍留下的力量真空，勢力逐漸壯大，嚴重威脅地區安全，這使中東地區的防務需求激增。海合會的一些成員國，如沙特阿拉伯，本身的工業基礎十分薄弱，無法生產坦克、戰斗機、軍艦等復雜的武器系統。這些國家石油資源豐富，本身“不差錢”。進口武器就成為這些國家增強國防實力、獲取武器裝備的必然選擇。

　　報告提到，世界前十大武器進口國中，有一半亞洲國家，總進口量佔全球武器進口總量的30%。其中，印度的武器進口量佔整個亞洲武器進口量的34%，是過去5年裡世界第一大武器進口國。該國70%的進口武器來自俄羅斯，是俄出口武器的最大買家。同時，巴基斯坦、韓國、新加坡也是進入了武器進口國的前十。

　　亞太地區和印度洋地區也是全球熱點地區。亞太地區發展中國家眾多，該地區集中了朝鮮問題、台海問題、島嶼海洋爭端等熱點。同時，美軍“重返亞太”戰略增加了該地區相關國家安全政策的不確定性和地區的不穩定性。印度洋地區連接亞太和中東，其中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對立嚴重，政治軍事對抗不斷。這些地區的相關國家，武器貿易量尤其是進口武器量增加，與其所在地區的國際政治的實際局勢變化較為吻合。局勢不穩定的國際熱點地區，往往也是武器系統大賣的地方。這是世界軍貿市場不變的規律之一。

　　從盟友輸出到“國家商業”——

　　美俄兩強格局保持穩定

　　二戰結束后，美蘇爭霸導致冷戰形成，世界上也形成了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和以蘇聯為首的華約兩大對立的軍事政治集團。兩極對抗格局下，美蘇向各自的軍事盟友、友好國家輸出武器，並將武器出口作為鞏固與相關國家關系、擴大國際影響，甚至是戰略布局的重要手段。這就在世界軍貿領域形成了美制和俄（蘇）制兩大武器體系。長期以來，美俄（蘇）也一直是世界武器出口量最大的兩個國家。

　　除了冷戰等歷史原因外，美俄自身強大工業體系的客觀需求，也促使美俄武器出口居高不下。冷戰結束后，各國在處理國際爭端時，力求既能保障安全，又能兼顧發展。這也使得世界軍貿發生變化。以美國為例，其軍貿活動往往具有政治與經濟的雙重特點。美國向日本出口的F-35戰機，單價高達3.25億美元，是其國內採購價的2倍多，而且價格還在不斷攀升。這樣既能賺取利潤，也能將日本牢牢“拴”在武器購買的支票簿上。更重要的是，美國對日軍售，鞏固了美日同盟關系，進一步將日本納入到美國對外戰略的體系內。國際和平研究所的武器和軍費開支項目主管艾德·福萊蘭特表示，美國長期以來把武器出口視為主要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工具，但近年來因其國內軍費開支不斷縮減，美國軍工產業越來越需要武器出口來維持生產水平。

　　俄羅斯從蘇聯繼承了1500多家軍工企業以及數百萬的從業人員。冷戰結束，俄國內軍火需求急劇減少，俄羅斯開始採取增加武器出口、賺取外匯的方式，確保其軍工體系的生存及正常運轉。2013年1月，俄羅斯總統普京在俄對外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表示，對外軍售已經是一種“國家商業”行為。而且，俄羅斯可以將武器出口作為國際政治的平衡手段。例如，在敘利亞問題上，俄羅斯通過向敘方輸出武器的方式與西方博弈，贏得自己的戰略空間和回旋余地。2013年10月14日，普京在俄對外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的例會上強調，武器出口是俄羅斯的戰略選擇，要堅持向前推進。

　　政治經濟多要素交融——

　　軍貿背后體現國家意志

　　從歷史角度看，私人或非官方的武器裝備交易，自從戰爭出現之后，就從未停止。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初，神秘的軍火商巴希爾·扎哈羅夫，就以向世界各國銷售馬克沁機槍等武器而聞名。而官方性質的世界武器貿易，是隨著工業革命、社會化大生產、世界市場的形成而逐漸興起成熟的。就目前來看，當前世界軍貿有以下幾方面特點。

　　第一，國家間工業體系的差異，促成了世界軍貿市場的流通。美俄能一直佔據世界軍貿的前兩位，背后有他們各自強大的軍工體系作支撐。兩國軍事科技實力強大，軍工企業的規模、產能和研發能力也很強。為了維持國內軍工產業的運轉，兩國在客觀上都需要通過武器生產和出口來獲取經濟以及政治利益，形成“以出口創匯帶動國內經濟”的良性循環。另一方面，世界上其他國家，要麼軍工體系不完整、技術領域存在明顯短板，要麼缺乏工業基礎。這些國家的軍隊要進行現代化建設，武器裝備要進行升級換代，必須通過從軍工技術發達的國家進口武器的方式來解決。

　　同時，一些具備一定實力的國家，在某些軍工領域各有所長。這些國家通過技術合作的形式，取長補短。例如，澳大利亞與瑞典合作設計建造了“柯林斯”級潛艇，歐洲多國聯合設計“地平線”系列護衛艦等。這種技術合作式的軍貿形式，在世界軍貿中的比例越來越多。這其中既有技術因素，也有經濟因素。比如著名的歐洲戰斗機項目，當時參與項目的歐洲多國均無力單獨承擔全部研發經費，因此選擇多方合作。可見，一個國家無論是輸出武器，還是購買武器，抑或是多國合作研發武器，都是基於各自國家自身的工業特點和防務需要，做出的選擇。

　　第二，軍貿附帶政治因素，已成為常態。正是由於各國政治、軍事實力、軍工產業的差異，武器輸出方對於買家，往往附代政治條件。2014年烏克蘭局勢惡化進而爆發內戰。受其影響，法國和俄羅斯就法國為俄方建造的“西北風”級兩棲攻擊艦是否交貨等問題，反復博弈。這是典型的軍貿受國際影響的例子。在俄法兩國關系較好時簽署了購艦合同，艦船造好后卻由於兩國關系惡化而橫生枝節。再如美國對日本、對印度、對新加坡的軍貿活動，背后大都暗含著其“拉攏亞洲盟友，為其亞太戰略鋪路”的打算。

　　第三，軍貿關系中，主客易位的現象時有發生。通常，在一般的國際商貿關系中，買家保証按合同交錢，賣家承諾按合同交貨並保証質量。但在軍貿關系中，主客易位的現象時有發生。上文提到的法俄關於“西北風”級的爭議，便是如此。除了政治影響之外，單純的經濟、技術因素，也會影響軍貿合同的正常履行。比如，俄羅斯為印度改裝的“超日王”號航母（音譯為“維克拉瑪蒂亞”號），由於改裝工程難度大，導致俄方事故頻出，成本不斷上漲，印度的資金和預算也時斷時續，交貨時間一拖再拖。再有，泰國皇家海軍在上世紀90年代希望購買護衛艦，中國、韓國以及歐美國家的造船企業紛紛競標，最終泰方選擇了中國的出口型護衛艦。泰軍方的解釋是“用購買西方艦艇三分之一的價格，可以買到具備西方艦艇80%能力的中國造戰艦”。

　　可見，無論世界軍貿如何變化，其都是為各自國家的國家利益服務，體現的都是世界各國的實力差異，承載的都是各個國家的國家意志。（王綏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