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山西呂梁山抗日模范村“石像村”

石像村全景

巍巍呂梁山，滔滔黃河水，孕育了山西這片紅色熱土。

在山西省孝義市兌鎮西部的呂梁山區，坐落著一座古朴的村落——石像村（現稱石踐村）。這裡，山腰上窯洞呈梯狀密布，抗戰村子舊貌仍現，70年前，這裡曾是一片培養革命志士的沃土。

這不是個普通的小村落。抗戰初期，石像村僅有百戶人家，就有108位村民主動參加抗戰，23位血洒疆場，為國捐軀，用生命和熱血在這塊紅色大地上，譜就了一曲又一曲民族壯歌,鑄就了紅色孝義的一個又一個忠魂。

為了表彰石像村人民對抗日戰爭的貢獻，1938年，石像村被孝義縣抗日民主政府命名為“抗日模范村”。

“石像小學人人皆知革命烈士的名字，3至6年級的同學都能講革命烈士的故事。” 石踐小學校長任華鵬自豪地說道。“石像村的后代們牢記石像村的抗日史，明白石像的英雄們是如何為國捐軀的，這增加了他們熱愛祖國的信心，使他們更奮發地去學習。”

“出人出力出錢出物，石像人與抗日共存”

石像村奔赴抗日戰場的108位革命戰士

山西戰場，被稱作“全國抗戰橋頭堡”，由於特殊的地理、軍事和政治以及經濟條件，山西是成為敵我雙方必爭之地。同時山西也是領導和指揮華北抗戰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的所在地，是共產黨領導敵后抗日游擊戰和抗日根據地的策源地，是實行全面抗戰的支撐點和出發地。

6月27日，記者從孝義出發，一路向西蜿蜒行駛數十裡，沿著山路，汽車繞過幾個大陡坡，便進入呂梁山區深處的石像村。

說起“石像村”的來歷，現任村黨支部書記白天全表示，在明朝初年，有一位叫馮齊的人從洪桐大槐樹下遷移到孝義兌九峪以西五裡處落戶。在開荒中挖出一塊殘缺的石碑，碑上有人的頭像和文字，人們就地建了個廟，供起來了，這時候就把這個村命名為“石像村”。但由於孝義的下堡鎮也有個“石相村”，為了辨別清楚，所以就在上個世紀80年代改名為“石踐村”。

石像村，這個昔日繁忙的煤礦區如今卻顯得略有些陳舊。村子坐落在山坡上，記者在對面的山腰下車，石像村的全貌盡收眼底。一座座窯洞風格民居錯落有致的坐落在山坡之上，而“抗日模范村紀念館”就掩映在蒼鬆翠柏之中，琉璃屋檐、青磚牆壁，整個紀念館顯得壯觀、古朴。

1985年，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戰勝利四十周年，孝義縣人民政府在此建立“報國亭”。2011年，“報國亭”擴建為“抗日模范村紀念館”，成為孝義市第一座紅色紀念館。

抗日模范村紀念館

報國亭

進入院內，庄嚴佇立著的“報國亭”映入眼帘。亭內，時任八路軍總部民運部長傅鐘題寫的“報國亭”匾牌肅穆庄嚴，當年的抗日戰士馮鬆手書的對聯“人人愛國奮勇救亡捍衛全民族，家家仇敵齊心參戰擊敗侵略者”鏗鏘有力，抗戰時第一任縣委書記梁佔祥親書的“抗日模范村”碑文字字千鈞，而背面的碑文則是由孝義市首任黨史研究室主任王春吉撰寫。

孝義市首任黨史研究室主任王春吉接受記者採訪

王春吉告訴記者， 1936年初，紅軍渡過黃河，取道山西，奔赴抗日前線，曾在石像村駐扎數日。抗日黨員干部彭之久帶領紅軍散傳單、寫標語，向群眾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動員村民參軍抗戰，並發動群眾斗爭惡霸、開倉濟貧，激發了村民的愛國主義覺悟。

1937年“七•七”事變后，共產黨、八路軍來到孝義，中共孝義縣委和八路軍115師補充團曾駐扎在石像村，小小石像村掀起了空前的抗日高潮。當時，全村大會更是制訂了“出人出力出錢出物石像人與抗日共存，打寇打鬼打奸打特石像村與國土共在”的氣壯山河的口號。

從1937年底到1938年春，短短兩個多月時間，呂梁山區僅有百戶人家的一個小小村庄竟有108人參加抗日，投身八路軍部隊。

王春吉說，石像村青年參軍大部分到了由孝義地區抗日先鋒曹誠領導的“曹三團”和115師的補充團。在“曹三團”甚至還有個“石像連”，90%的人都是石像村人。

石像人民不願當亡國奴，積極配合前線搞好支前工作。“有人把蓋房子用的木料都拿出來，做了救護傷員的擔架。1938年到1942年期間，石像村共為前方捐糧3600擔、土布2000余尺、銀元1800塊、白銀2500兩，還有15匹馱騾、20多頭毛驢、3輛鐵輪車，是孝義地區貢獻最大的村庄。”王春吉雖然不是石像村人，但他作為孝義首任黨史研究室主任，牽頭整理當地抗戰工作史料，談起當時那段歷史，他對於石像村人還是難抑敬佩。

孝義出了個“馮舉人”

石像村自古就有較高的文化底蘊，孕育了不少俊杰英豪。白天全告訴記者，比如被當地人親切地稱為“馮舉人”的教育家、實業家的馮濟川以及著名歷史學家、語言學家、考古學家馮家升先生都是石像村人。

據石踐小學老師馮光林介紹，馮濟川在中舉之后就興辦教育，在石像村開辦私塾，免費讓許多窮苦孩子去上學。受“馮舉人”影響，送子女求學者頗多，因而石像村就擁有了一大批有文化知識的人，因此也就懂得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革命道理。

曾經肉搏敵人的抗戰親歷者馮鬆老先生表示，他自小學習中國傳統文化，曾經念了整整六年私塾，愛國主義精神教育對其影響深遠。而馮鬆表示，自己投入抗戰是受父親馮儼的影響。馮儼曾是商號經理，在抗戰期間，他用商人特有的方式將日用品送往抗日根據地。但其后不幸被捕，英勇就義,后被追認為烈士。

馮光林向記者介紹，在這些石像抗日英雄中，最小的馮萬金不過12歲，扛不動步槍，就死磨硬纏當了決死隊通訊員。而馮致忠已年近50歲，據說當時連家裡的門也顧不上關就追部隊參軍了。在當地頗有聲望的皮影戲老藝人馮廷雲不僅到處唱皮影戲時宣傳抗日，還將四個兒子馮進文、馮進武、馮進山、馮進川全部送上抗日前線。馮光仁、馮光、馮光智兄弟三人也先后參加抗戰，馮光智英勇獻身，以血肉之軀抱著炸藥端掉了敵人的炮樓。

在石像村這方飽含革命傳統的熱土，石像兒女們用鮮血和生命譜寫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壯歌。

“馮舉人的孫女不當亡國奴！”

“馮舉人”馮濟川的孫女馮全英是23位烈士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她出生於教育世家，自幼聰明學好。據馮全英侄兒馮世富介紹，馮全英是“馮舉人”最鐘愛的孫女。小時候別人都不敢去問爺爺寫字，她就敢去，她有勇氣。

馮全英9歲入小學讀書，刻苦用功，除學習必修課，還大量閱讀課外書籍，思想進步很快。曾在一篇《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命題作文中寫道“小日本侵略東三省是中國最大的憂患，也是中國人民莫大的恥辱。中國的四萬萬同胞應該團結起來趕走日寇，洗雪國恥。古有花木蘭女扮男裝從軍殺敵，現在中國有兩萬萬婦女，為什麼不能同男子一樣報效國家？同學們！快奮發起來，為洗雪國恥而努力學習！”高小畢業時語文老師給她的評語是：一位勇敢好學的姑娘。

“七•七”事變后，馮全英回到老家，帶頭參加了犧盟會，並在石像村成立了全縣第一個村婦救會。為了充分動員婦女們一起參加抗日救國工作，馮全英東家進，西家出，經常拋頭露面，自然引起了社會關注。面對封建勢力的非議，她理直氣壯地回擊：“馮舉人生前是愛國愛民的，馮舉人的孫女不當亡國奴！” “抗日不分男女老幼，人人都有責任,難道你們想當亡國奴嗎？”父親聽了村人的閑言碎語，一怒之下責打了全英，並限制了她的行動。剛強的馮全英義無反顧地離開了家門，到縣犧盟會當了協助員。馮全英的革命行動，為孝義廣大婦女樹立了榜樣。她大姐、二姐都在她的帶動下成了婦女救國運動的積極分子和婦女干部，年僅14歲的妹妹參加了八路軍——五師學兵隊。

1938年5月，馮全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擔任了縣婦救會秘書，黨內任縣委婦女干事。在她的帶領下，基層婦救組織逐步建立健全起來。從縣到區、村，大力舉辦訓練班，識字班，廣大婦女的政治覺悟和社會地位得到迅速提高。

馮全英侄兒馮世富接受記者採訪。

馮世富向記者講述道，有一次，馮全英帶領婦女為抗日戰士輸送物資的時候，被日本人抓住關到一個窯洞裡。但她並沒有懼怕，而是安慰其他婦女，叫她們不要怕。她沉著冷靜，當夜深人靜的時候，帶領婦女成功越獄。

由於各級婦救組織的努力和婦女黨員的帶頭，全縣婦女紛紛投身到抗日救國運動中去，動員和支持自己的兒子和丈夫參軍參戰，給部隊縫軍衣、做軍鞋、精心護理傷員，進行四大動員等等，受到廣大抗日將士交口稱贊。當時孝義被公認為晉西地區的抗日模范縣，婦女的貢獻十分突出。

1940年反頑斗爭勝利后，她被派往中共晉西北黨校學習，結業后分配到臨縣做婦女工作，繼又到延安學習開展城市工作，之后，被分配到晉綏分局城工委工作。1943年5月，馮全英由於勞累過度，致使胃病復發，醫治無效於同年7月7日逝世，終年24歲。

英雄母親送三子抗戰，僅回來一位

石像村還流傳一位英雄母親送三兒子抗日的故事，她親自送三個兒子馮光仁、馮光、馮光智去前線參加抗日，最后兩位犧牲。

據幸存者馮光（原名馮光禮）介紹，其父親早逝，母親拉扯著兄弟四人和一個妹妹度日。平型關大捷之后，八路軍115師補充團入駐石像村。兄弟三人就是在那時投身革命的。關於三兄弟一起參加游擊隊的事情，家裡開過好幾次家庭會議。馮光表示，開明的母親一直支持他們的愛國思想，三兄弟中他是家裡文化最高的，大哥和四弟文化程度也可以，家鄉淪陷前都在太原謀生，一個送報紙，一個在兵工廠當學徒。母親鼓勵並送她這三個相對“有出息”的兒子去參加抗日，隻把老二留在了身邊，老二文化差些，主身體不好。

參加游擊隊的馮氏兄弟三人就在一個團裡，但很少見面。1940年，部隊轉戰晉西北，馮氏兄弟三人走的時候，都沒有回家看一眼，沒有和母親告別。老大和老四走得早一些，老三馮光被組織留在孝義，保護傷病員。他把傷病員一個一個安置，有家的回家，有親戚的投靠親戚，剩下的被送到敵佔區的老鄉家裡，因為“越危險的地方就越安全”。那段時間，馮光就揣著“良民証”在敵佔區來來往往，防日本人的同時也要防漢奸。三四個月后，部隊過來人，把留在孝義的馮光和他的戰友們帶去了晉西北，與大部隊會合。

初到晉西北，馮光見到了大哥和四弟。兄弟三人相見格外親切，互相叮囑要注意身體，彼此提醒說千萬不能和家裡聯系，不能給母親寫信，怕被發現了母親會受牽連。隨后，馮氏兄弟三人先后都當上了各自連隊的指導員。

1940年的冬天，在一次日軍大掃蕩中，馮光左腿受了傷。撤退途中又碰到司令員帶著警衛員，當時日本鬼子在瘋狂搜山，馮光拖著傷腿勉強行走，兩天后把司令員護送到安全的地方，才給傷口上了些藥品。后來，馮光在洪趙支隊衛生隊住了兩天，上了藥，又被抬上擔架送到駐扎在交城縣的決死隊衛生隊，住院療傷。馮光的腿傷惡化得很厲害，每次換藥都要流一大攤膿。衛生隊提出過鋸腿的方案，馮光堅決不從，腿要沒了，還怎麼抗日？他就這樣忍著，過一段時間開一次刀割掉爛肉，因為沒有麻藥，開刀的時候四肢被人死命地壓住。

馮光回憶，養傷時十分想念其他兄弟，突然有一天，馮光智來看望他，但他張口就開始訓弟弟不來看他，還抱怨大哥也不來看自己。然而其實在那個時候，大哥馮光仁就已經犧牲了。

半年多以后，馮光好轉起來，又回到了部隊。但他一直沒有四弟馮光智的消息。直到1942年的一天，上級領導突然找到他，和他談話，婉轉地告訴他四弟犧牲了。四弟所在的游擊隊和日本鬼子拼刺刀，他被刺刀刺死。

因為身體一直不能完全康復，1943年，馮光被送到抗大學習，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他被組織秘密派回山西孝義老家，開展工作。還沒有解放，他不能暴露身份，也不能回家。直到很久以后他才知道，在他們兄弟三個離家革命的日子裡，母親和二哥的日子過得異常艱難，整天逃荒，不敢在家裡呆。大哥參加革命前，家裡還有妻子和一個兒子，后來外出逃難，再也沒有回來過。“聽說死了，也不知死到了哪裡？”

家鄉解放之后，馮光才在離家8年之后，第一次見到了老母親。那天，他靠老百姓幫忙，把母親接到根據地相見。老人家一看到兒子，就哭了。馮光沒有給母親說大哥和四弟犧牲的事情，母親也沒有問，也許在老人家心裡，什麼都明白。

馮家為抗日為革命付出了太多。然而在石像村，很多家庭都是這樣的，革命者是英雄，可真正的英雄是背后的母親，她們為國家奉獻了自己的兒子。

抗戰歲月裡，石像村的英雄前輩們在愛國思想的感召下，立志報效祖國，依然奔赴戰場，英勇奮戰，毫不畏懼奉獻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解放戰爭后，為了建設新中國，幸存者們再次奔向祖國的四面八方，在各自的崗位上艱苦奮斗、鞠躬盡瘁。

“我輩矢志，再鑄光輝中華”

“隨著對石像村抗日事跡了解的逐步深入，越來越感覺石像人的偉大，在抗戰的如此艱苦背景下，石像參軍人數之多，捐糧捐款之踴躍，實乃是一種精神奇跡。”

山西孝義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趙鐘表示，我們對石像村的事跡、精神還會逐步總結、提煉、宣傳。而石像“抗日模范村紀念館”作為孝義市首座紅色文化紀念館將起到銘記歷史、緬懷先烈、激勵當代、昭示后人的重要作用，對於深度開發和挖掘孝義市紅色文化內涵和革命教育底蘊有著重要的意義。近幾年，孝義市的黨員干部分期、分批前往石像抗日模范村紀念館，緬懷革命先烈，重溫入黨誓詞，接受傳統教育。

孝義市人民檢察院官員任曉紅在參觀完紀念館后表示，學習和發揚革命先烈對黨忠貞不渝，追求理想、百折不撓的崇高品質，學習和發揚革命先烈一心為民，一切為民的百姓情懷，檢察機關要做到立檢為公，執法為民，為孝義市的轉型跨越發展保駕護航。

村黨支部書記白天全認為，建立紀念館的意義一方面是紀念烈士，同時也是激勵后代奮發圖強，不忘歷史，發揚先輩的革命主義精神，在新時代做出更大的貢獻。

“身為革命烈士的后代，更有責任將革命先輩的光榮事跡傳承，將紅色血脈代代相傳。”據石踐小學校長任華鵬介紹，校園裡隨處可見關於石像抗日故事的宣傳品，孩子們也都了解石像英雄的抗戰故事。他們廣泛在師生中開展“紅色故事會、我是革命傳人、紅色小歌唱”等主題活動。在少先隊活動日、烈士紀念日、清明節時，開展紀念烈士活動。定期邀請老紅軍、老革命來校為學生授課，講述紅色故事。每學期開學組織全校師生在抗日模范村紀念館進行宣誓，重溫抗戰歷史，不忘責任使命。

石像兒女所表現出的崇高民族氣節、赤誠的愛國情懷、頑強的革命斗志和無私奉獻的精神，將成為寶貴的精神財富，激勵我們奮勇前進。

當今的石像村，正如寫在“抗日模范村紀念館”牆上的標語一樣——“光榮與驕傲永存﹔奉獻與幸福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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