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彪 黄宁（均系国防大学军事学硕士）

    同是源于外族侵略、为抵御外侮而建立起来的近代中日两国海军，犹如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两位选手，沿着看似相同的路线竞跑，初期领先的清政府却在最后关键时刻止步不前，结果输得一塌糊涂。

    1874年12月10日，李鸿章在《上奏筹议海防折》中引用查布国《防海新论》说，“若将本国所有兵船径往，守住敌各海口，不容其船出入，由为防守本国海岸之上策。其次莫如自守……只保护紧要数处，即可固守。”把自己的舰船开到别人家门口，想到的也只是个守！7年后，他又在《议复梅启照条陈折》中再次明确指出了创建北洋水师的防御性目的：“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

    四面环海的日本，是天然的海洋国家，曾经在中国进行过数百年的海盗掠夺，与西方的海盗文化有着极其相似的基因，因此向西方那样发展外向型、进攻型海军以图谋对外扩张侵略是其必然选择。日本现代海军从诞生第一天起，就将“海外雄飞”当作最终目标。早在幕府末期日本思想家和教育家吉田松阴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开拓虾夷，封立诸侯，乘隙夺取勘察加、鄂霍次克海，晓谕琉球......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吕宋诸岛，以示渐进之势。”幕府军舰奉行胜海舟也提出海军建成以后“进而攻敌国，终成东海一大强国，与西洋各夷争天下之要冲”。1868年，明治天皇颁布《安抚万民之亲笔诏书》明确提出，今后将要“拓万里之波涛，扬国威于四方”，主管海军的军务官也指出“耀皇威于海外，非海军莫属，当今应大兴海军”。

    建设运用目标与指导思想的不同，对海军建设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守”字当头的清廷海军建设，走上保守自封的道路自是必然，而“攻”字为先的日本海军，随时瞄准世界强手，不断更新发展壮大，最终在整体力量上超过了清廷水师。

    作者：张有凤 高建伟（均系国防大学军事学博士）

    中日两国的军事近代化，都是在19 世纪下半叶，遭受西方军事侵略的情况下被迫起步的，两国也因此开始探索通过引进西方先进装备技术从而实现强兵之路。但是仅仅在40年之后，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了清朝，一跃成为东亚霸主，而中国则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同样是引进西方的装备技术，由于两国采取了不同的自强道路，随之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效果。深入研究比较中日两国装备技术引进的异同点，总结其经验教训，对当前我国军队现代化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清朝筹办海防的主要目的是“自强”“御侮”“欲与洋人争衡”，旨在通过购买和仿造的捷径达到强兵，“以利禄驱众”来带动向西方引进大量装备，维护其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在战略上缺少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思想观念，因此到甲午战争前几十年里，并未真正掌握欧洲先进的武器装备技术。而日本，虽然国家财力单薄，但是明治政府在购买欧美各国的近代化装备技术过程中，从长远利益出发，以提高本国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立足于发展本国的武器工业，努力实现国产化。十九世纪末，日本在许多科技领域内，已经成为能与西方列强比肩的后起之秀。可见，日本独立创新的能力远远强于清朝。事实证明，没有正确的装备技术引进战略目标，最终的引进必然归于失败。

    装备技术引进体制机制顺畅与否是决定装备技术引进成败的关键。中日两国在装备技术引进体制机制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从而导致装备技术引进的产生不同效果，对战争的结局具有重要的影响。

    作者：王忠奎（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博士）

    19世纪90年代，美国已跃居世界工业强国的头把交椅，但它的经济实力与在东亚获得的殖民利益份额却不相称。当时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已经大致瓜分完毕，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不求独占，只求分羹，同时极力怂恿日本出头向中国、俄国、英国发难，为自己火中取栗，从而坐收渔翁之利。

    随着上海逐渐取代广州而成为中国的外贸中心，日本对于美国的重要性逐步上升，中美航线上的日本列岛成为美国舰船的必经之地。面对日本的崛起，美国开始考虑对日关系。在1894年日本对华发动侵略战争之前，美国表面宣称中立，但实质上偏袒日本。不但拒绝干涉日本，还有意向日本派出军事顾问，甚至利用驻华使馆的外交特权，窝藏包庇日本间谋，提供军事情报等。

    随着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在东亚的崛起,美国一改所奉行的东亚政策，转而采取亲日政策,试图通过美日合作削弱英俄等国在东亚的影响力。当中日围绕朝鲜问题的矛盾升级以后,美国一再拒绝英国的联合调停建议。同时,美国国务卿也一再建议日本警惕俄国的野心,不要与俄国进行交易。

    美国始终认为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阻碍了美国向东亚的扩张，在判断是朝鲜独立还是保留中国宗主权两者之间显然倾向朝鲜独立，同时，美国希望通过假日本之手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认为中国被日本打败还可为扩大美国在华传教事业提供方便。

    作者：徐奎（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教授）

    清政府只重视器物的开发，而不重视观念和制度的改变，最终酿成苦果。中日甲午较量，其实也是新旧动员制度的一次剧烈碰撞，日本的新制度打败了中国的旧制度。

    日本人学习德国，先是建立了义务兵役制，之后又学习德国人建立了先进的预备役制度。1889年又对《征兵令》进行了重大修改，强调“国民皆兵”，凡年满17岁至40岁的男性国民都有义务承担国家的兵役。

    在甲午战争中，各路清军部队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从将军到兵勇普遍胆小怯战。炮声一响，官兵惊慌失措，如惊弓之鸟，魂飞魄散，甚至未战先逃事件也屡屡发生。逃跑速度之快，丢弃武器粮草辎重之多，堪称近代战争史上一大奇观。如此乌合之众，又怎能与日本的坚船利炮抗衡。归根溯源，实乃落后的兵役制度使然。

    随着战争形态的深刻转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构筑于大规模机械化战争和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动员制度，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因此，加快动员制度创新步伐，深入推进动员制度形态现代化，不仅是时代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甲午战争对我们的深刻启示。

    作者：张勇、刘红霞（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博士）

    北洋将领们在怎样的心态下出现能战不战、一战即溃、自杀殉职等相互交织的奇特现象。在军官和军属们众生一相的“必死”心态中，北洋海军官兵是战是和是降是自杀，都很难说不与这种心态颇有关联。

    战斗在即，作为北洋海军“一把手”的丁汝昌，他不仅没有指挥上下投入紧张的战备，反而在为一个“会所”的装修向友人索要字画。这委实令人匪夷所思！最高指挥官的心态尚且如此，还能指望北洋舰队在残酷的中日海战中能有多大作为？

    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即制定了以夺取制海权为目标及海陆统筹兼顾的战略方针，对其获得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相反，中国海军却采取消极防御方针，自动把制海权让与敌人，以致在丰岛海战后错过了许多采取攻势的好机会；黄海海战后又慌乱无计，坐视日军从花园口登陆以陷旅顺；后来被迫采取以威海基地为依托的海口防御方针，但在陆上后路全无保障的情况下，也只能走向失败。

    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的覆灭深刻地启示了我们，指挥员的心态事关战略战术的选择，有积极向上的心态，往往就会选准时机主动出击；反之，如果任由绝望、胆怯、怕死等充斥内心，则必然要坐失良机直至一败涂地。

    作者：王忠奎（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博士）

    美国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的外交斡旋活动，标榜自己将遵循“不偏不倚”的“中立”，赢得清政府信任的同时，却牺牲中国的利益，满足日本侵华的野心，这段时期美国的外交活动是其以后亚洲政策的初步探索与尝试。

    长期以来，朝鲜一直是宗藩体制内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美国一直试图破除中朝宗藩关系，彻底打开朝鲜门户，因而支持日本的立场。在朝鲜宗主国立场问题上，美国“孤立主义”传统的外交并非是绝对的“不偏不倚”的“中立”，美国在政治立场上保持相对“中立”，在情感上偏向和支持日本。

    一方面, 美国政府以保持中立为由, 拒绝与欧洲国家联合调停。另一方面, 美国又力图出面单独调停, 操纵和谈。美国决定出面单独调停中日战争, 表面是响应清政府的请求, 但实际上更大程度是为日本减轻来自俄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外交压力。为日本继续按计划发动战争、实现侵略要求, 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国际背景。

    甲午战争期间，中美之间围绕日本间谍问题进行多次交涉，美国偏袒日本的态度尤为明显。美国偏袒日本的原因, 主要是希望借日本之手废除中朝宗藩关系, 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 同时利用日本削弱英国、俄国等在东亚的影响力。

    作者：吴敬军（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硕士 ）

    能否动员民众支持战争，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甲午战争前，日本国内正处于经济萧条的恐慌之中，民众的疾苦生活正在动摇明治维新政府及其改革的根基。为获得民众支持，以举全国之力赢得战争，日本政府及朝野人士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国民动员。日本举国无论是思想上、物质上，还是人力上，均完成了与中国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准备。

    为了从思想上蒙蔽民众，日本政府及朝野人士通过媒体和各种言论，大肆对民众进行“洗脑”教育。战前的日本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经济实力虽然有了很大提升，但政府的财政收入远远不能满足战争需要。为动员民众筹措战费，日本于战前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军资献纳运动”和“义捐运动”。

     1873年1月，日本颁布了《征兵令》，建立了以普遍义务为原则的国民义务兵役制。1883年，又颁布修改征兵令，规定全国年满17周岁以上，40周岁以下者均须服兵役。1889年1月，日本对《征兵令》进行了重大修改，对原来规定的免役条件加以严格的限制，加强对逃避兵役的取缔，“彻底实行严格的全民皆兵主义和普遍服役主义”。

    政府对征兵工作的多管齐下，对征兵任务的完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征兵难的现象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日本民众的参军支战热情逐步高涨，成为侵略战争的随波逐流者乃至推波助澜者。梁启超曾经在日本亲眼目睹了日本国民踊跃参军的场面：“亲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营房当作莫大的光荣”，“那光荣的程度，中国人中举人进士不过如此。”

    作者：曹菁 韩笑（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博士）

    1886年8月，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定远、镇远、济远、威远等7艘战舰结束在朝鲜海域的演习任务后取道日本回国。8月13日晚，部分水兵在日本长崎登岸购物，其中数名水兵因言语不通与丸山游廊寄合町的妓楼发生争执，并动粗损坏了店内物品，随后又与维持治安的巡警发生冲突，进而引发清日双方大规模的械斗事件。

     对于当时全权负责外交事务的李鸿章本人来说，本想借军舰寄岸长崎之时，在日本民众面前一展清国舰队的强大，但他不曾料想，却发生了水兵与当地日本民众斗殴的事件。在丁汝昌的电报中得知有数名水兵被杀伤的情况时，李鸿章不禁勃然大怒，于8月20日召见了日本驻天津领事波多也章五郎，质问事件的具体情况。

     如果说长崎事件极大地刺激了李鸿章，使其决定要用庞大先进的舰队达到其进行威慑邻国的作用。那么李鸿章这样的威慑行为也深深地刺痛着每一个日本国民。在共同的情感驱使下，日本政府、军人、知识分子、庶民等各个阶层，一致要求国家加速扩建日本海军，并支持政府倾全国的财力打造一支超过北洋海军的日本海军。

     从北洋舰队首次访日到甲午战争爆发的不到十年的时间，日本每年的军费支出已经占据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11.7%。日本在长崎事件的刺激下，仅仅图强八年，海军的战斗实力就已经超越了清国的北洋舰队。日本海军最终在甲午海战中击败清国的北洋海军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者： 潘攀（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博士）

    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是清廷主和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长期从事清政府的外交事务，在清朝内部是谙熟国际形势的第一位高官，特别是对日本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明了于心。

    在形势危急之时，李鸿章采取的是“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企图利用英俄两国在远东地区与日本的直接利害冲突，迫使日本从朝鲜撤兵。李鸿章连电在朝的袁世凯、叶志超，要他们保持“忍耐”、“镇静”不可“妄动”。6月20日，李鸿章请求英俄从中调停，其主张立即得到热衷于筹备60大寿的西太后的支持，生怕此时开启战端搅了她的美梦。

    清政府和李鸿章对列强“主持公理”抱有很大的期望和幻想。然而李鸿章只看到了列强之间为争夺利益的矛盾一面，却忽视了列强各国在对清扩张的过程中相互勾结的一面。实际上列强的公理只是一种伪善，他们真正信奉的是利益和强权。列强早己看清日本稳操胜券，必然会倒在日本一边。赫德道出了实情:“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但没有一个国家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帮助中国。”

    纵观甲午战争清廷战略决策过程，清政府在“武保”与“和保”的道路选择上犹豫不决，导致战备与外交的双重失误，是战败的根本原因。同时，由于没有明确的战略，结果只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处有警，便拆东补西，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可以说，中国在安全战略上的目标模糊、摇摆不定，不仅没有逃避战争，反而推动了战争的加速来临，使得腐朽的清王朝陷入了更加风雨飘摇的境地之中。

    作者： 张红 胡世跃 武振（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硕士）

    120年前的甲午战争，是新兴国家日本与没落的清王朝之间的国运之搏，这场战争影响深远，改变了东亚乃至世界格局。战争源于两国对朝鲜的争夺，但背后隐藏着列强对中国的觊觎，掺杂着列强争夺利益的激烈博弈。

    19世纪末，世界进入了列强疯狂争夺殖民地的“全球化”时代。在19世纪的头75年里，西方国家平均每年占领21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而在后25年里，平均每年占领62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全球尚未被殖民者践踏的土地寥寥无几。此时在亚洲，只有中国、朝鲜、暹罗、波斯、阿富汗等国保持着名义上的独立，对这些国家的争夺成了西方国家最后的盛宴。

    甲午战争前后，清朝也试图借重沙俄、英美等国，以反制日本，当政者相信“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故寄希望于列强能出面干涉或调停。但是由于既对眼前的对手做不到知彼知己，又对列强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不甚了了，导致最终外交的失败。

    国家前博弈以利益为基础。当前，国际局势动荡，国与国之间利益竞争加剧，任何国家、任何政权，如果无法有效捍卫国家利益和维护国家安全，其走向衰落就实属必然。因此，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是各国政府的头等大事。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联系更加紧密，国际各种力量因民族、地缘、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等因素进一步分化组合，国际格局复杂多变，各国围绕国家利益之争更加激烈。在国际斗争与交流中，我们要始终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特别是在领土领海主权问题上要寸土必争，正确处理好维护战略机遇期与解决东海、南海岛屿主权之争的关系，不能因为维护战略机遇期而委曲求全，不能因外部势力的干预而退让，不能因为营造和平外交环境迁就周边相关国家，任何时候都要把国家的核心利益摆在头等重要位置。

    作者：朱戈（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博士）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都打过败仗，但一场败仗被看作是国家的失败、民族的失败、全面的失败并不多见。能够出现全面失败的国家，战前肯定处于内外大变革的时代，当政者要么对变革视而不见、要么对变革力不从心、要么认识到问题但改革乏术。可以说，改革的成败注定战争的胜负。晚清即属于此。甲午真正的败在于晚清政府几十年来面对内外困局已无法“自强”，国家就像一列失控的列车高速驶向断桥，注定堕入深渊的命运。考察甲午战败的原因，不妨将视线再往前推20年，从始于1860年“自强运动”的失败研究甲午惨败的原因。

    “天下观念”是近代以前中国世界观的核心思想，它是天理观念在政治上的体现。长期以来，中国处理与周边政治实体关系时都将自身摆在高于其他政治实体的地位上，以“朝贡体制”来维系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鸦片战争以后，出于“国力衰微”，清政府不得不承认以“平等”的态度处理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并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从观念上，绝大部分人认为现今的“平等相待”只是一种迫于压力的妥协之策，待以后时机成熟就可恢复“外夷进贡”的局面。可见，清朝虽国力不济，但仍不自觉地就将自己放在高于他国的位置上，从骨子里鄙视西方的事物，何谈心甘情愿的效法西方。天下观念的另一重要影响在于中国人民族意识欠缺。清政府始终将与西方国家冲突的性质定义为“边衅”，而边衅一般是指在边关和蛮族的冲突，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与此同时，缺乏民族意识使统治阶层在危难时无法积聚民众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以及对于危机的全局认识。战争来临时，往往村村各自为战，城城各自为战，几乎不能形成以一整体对外的形势，也难怪甲午战败后有以李鸿章一人敌日本全国的说法。

    清朝晚期所谓同年之谊、师生之谊、满汉有别的观念对封建官僚体系运作影响颇为显著，导致政府内党派林立、满汉倾轧，在内政与外交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各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常常为反对而反对。同时，慈禧在满汉之间、中央权贵与封疆大吏之间大玩所谓“平衡术”，给不少机会主义分子左右逢源的机会，使清政府对内对外政策左右摇摆，“自强运动”更无法一以贯之。 【阅读全文】

    作者：范永强（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博士）

    1894年7月25日，在朝鲜西海岸附近的丰岛海域，日本海军突然对中国军舰“济远”号等发动进攻，这就是著名的甲午丰岛海战。日舰在袭击“济远”号之后，又击沉了载有中国士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除200多人获救外，船上871名清军官兵和包括5名英国人在内的62名船员全部葬身海底。

    清政府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请国际社会主持正义。7月30日，总理衙门向照会各国，揭露日本破坏国际法的侵略行径，希望英国干预此事。英国社会对此事非常气愤，舆论哗然，一致谴责日本粗暴践踏国际法，不宣而战，攻击中立国船只，军方则要求政府对日进行军事报复。而此时的李鸿章暗自窃喜，认为日本就此得罪英国，中国将获得一个强大的同盟者。他有这样的“自信”还源于英国当时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占到中国进出口总额的70%以上。同年11月10日，驻上海的英国海事裁判所作出最后裁定：日本在此事件中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高升”号的赔偿责任由中国政府承担。

    “高升号”事件中，日本肆意损毁国际法，清政府却谨慎地应用国际法处理国际关系，希望借助国际法的力量弥补自身的弱势。而日本政府在事件调查和处理过程中，紧紧地抓住并利用了国际法的灰色地带，最终令自己一举扭转被动的局面，而不似中国那样单纯地诉诸“正义”等抽象口号。

    甲午战争之初，中日两国领导人都宣布了宣战诏书。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中，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应朝鲜之邀出兵帮其平乱，是中国和朝鲜内部的事情，与别国无关，日本不应出兵。而日本天皇的诏书中则称，朝鲜是一个独立国家，现在中国侵犯了朝鲜的独立，日本为了帮助朝鲜实现“独立”，阻止清政府武力干涉，被迫开战。甲午战争发生于19世纪90年代，即使按当时的国际法准则，任何国家也都不应无端挑起对别国的战争。 【阅读全文】

    作者：靳源（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博士）

    回眸历史，百年前的中日变革，清朝的同治中兴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使各自国家通往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变革道路，我甲午惨败即为印证。历史上曾有评述认为此败为李鸿章一人误国所为，然从战略决策角度分析，请政府的决策失误，既与某个决策者的自身分析、判断能力有关，但追根溯源，历史昭示清王朝的落后的战略决策机制才是问题的“要害”。战略决策是军事领域最高层次的决策，关乎军事斗争的成败，甚至影响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决策机制“弊病”之一：缺乏科学民主。据史料显示，危机面前，庞大的大清帝国却将战略决策、外交大权、战略部署、军事部署等重大事项的决策权交付于年逾七旬的李鸿章一肩独挑，可谓既危险、又缺乏民主。反观日本，早在维新开始的1868年4月，明治天皇就颁布了《五条誓文》，要求“一切重大决策均须经过广泛协商”；“破除旧习，求知识于全世界”。

    决策机制“弊病”之二：缺乏战略调控。清海军战略思想受以李鸿章为代表个人因素影响，基本属于传统防守战略，简单追求发展军事装备，并过多倚重于外交。尤其是在“和”和“战”问题上，清政府将主观希望寄托在列强通过外交渠道干涉并牵制日本，并非立足于“早打、真打、打打仗”准备，整个清廷的战争动员、后勤装备、兵力部署等战略调控更是杂乱无序，最终自食战败苦果。

    决策机制“弊病”之三：缺乏坚定信念。整个甲午战争期间，清廷政府的决策者自始至终从未释放出敢于“亮剑”和战之必胜的坚定信念和斗志。军队官兵的斗志往往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决定着战争的胜败，“见敌即逃，虽有坚船，亦将予敌。遇敌奋击，虽非坚船，亦能自固”，丰岛海战的济远舰即为证明。 【阅读全文】

    作者：杜富祥（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博士）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古往今来，情报工作对于战争胜败的重要性无需赘言。在中日甲午战争硝烟弥漫的背后，无形战线上的较量如火如荼。日本政府透过经营多年的对华情报工作比大清朝野更深刻地洞察着中国的一切。相较之下，清王朝的情报工作却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知彼知己均显不足。有人妄加揣度，认为清王朝不重视对外情报工作的作用，故而在层层迷雾中对局势做出重大误判。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与其说清王朝轻视对外情报工作，不如说清王朝忽视对外情报工作的建设，知与行严重脱节。

    在向日本派出驻外公使之前，清政府收集日本情报的途径多源自外国新闻纸上零散的消息。1871年，一些有识之士在《中日修好条约》签订前后建议派遣常驻使团赴日收集情报，以预先探知日方动向。然而，由于经费问题、人才缺乏等诸多原因，清王朝1877年才正式派出驻日使团。不容否认，数任驻日外交使节在收集日本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有一定作为。他们通过翻译报纸书籍以及个别间谍收集到一些有关日本战略决策、对华态度、日方抵华人员情况、日本对朝动向等方面的情报。

    实际上，多年来，日本军方情报机构和“乐善堂”等民间秘密组织相互勾连，在华活动猖獗，而清王朝却无有效应对之策。在处理日本间谍的问题上，李鸿章等人担心引起外交争端，态度暧昧。加上清政府吏治腐败、贿赂成风，日本间谍活动仍肆无忌惮。此外，1894年6月，日本陆奥外相故意给驻日公使汪凤藻递交一份用中文书写的文书，以“钓鱼”手法成功破解清朝驻日公使馆与总理衙门之间的往来密电。而清王朝毫无警惕性，自信满满，一直没有更换密码，致使日方全盘掌握清政府的战略意图。这无疑成为清王朝情报工作的最大败笔。 【阅读全文】

    作者：陈相灵（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原因很多，其中李鸿章在整个战争中战略指挥的重大失误，不能不说是这场战争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考察李鸿章战略指挥重大缺陷及其历史根源，有助于更清楚地反思这场战争，从中吸取深刻的历史教训。

    当甲午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李鸿章以为租借英国的商船运兵是万全之计，结果运兵船队在丰岛遭袭，日军打响了甲午战争的第一枪。日本侵华的真面目彻底暴露后，李鸿章所想的仍是用外交手段解决冲突。他命令驻守牙山的叶志超不要先敌打击，要遵守万国公约，避免在各国舆论声中丧失主动。当战火从朝鲜半岛蔓延到中国东部沿海时，李鸿章囿于对北海舰队的保护，守之于海岸，丧失了支援旅顺、寻机歼敌的良机。当甲午战争尚未结束，北洋海军被日军即将围歼于威海之时，李鸿章却替朝廷打起了和谈的主意。

    整个甲午战争，李鸿章首先想到的是打一场政治仗，以为凭借其筹划，就可一步步化解危机，其结果政治仗不但打不赢，还贻误了战机，造成清军战争准备不充分，盲目上阵，处处被日军牵着鼻子走，最后陷入全军覆没的境地。

    甲午战争中，李鸿章在对北洋海军的使用上，坚持“保船制敌”的原则。其原因一是北洋海军来之不易，在具体使用上慎之又慎；二是用打农民战争的经验指挥现代化海战。 在西方的军事学说中，制海权思想在近代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在中国，制海权却是一个空白。李鸿章运用打农民战争的经验指挥现代化海战，这不能不说从指导思想上就犯了兵家大忌。 【阅读全文】

    作者：杜富祥（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博士）

    国运的沉浮离不开外交的角力。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面对英俄在远东对峙的复杂情势，日本为实施其既定的侵略计划，玩弄狡狯手段，极力周旋于英俄两国之间。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等人谎话连篇、左右逢源，费尽心机运筹日英俄三角关系，开展其预谋战争的“陆奥外交”。

    1894年6月，日本向朝鲜调兵遣将，俄政府对此深感不安。为掩藏真实企图，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向俄驻日公使希特罗渥保证：日本派兵只为保护在朝侨民以及日本公使馆、领事馆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同时，陆奥宗光尽其诬蔑之能事，诱导俄外交人员将视线转向中国。陆奥宗光宣称，清军不会满足于对朝鲜暴动的镇压，而可能留驻朝鲜，控制朝鲜，因此日本要派兵监视清军行动。

    为维护英国在远东地区的既得利益，英国对雄心勃勃的俄国一直格外警惕，可谓“谈俄色变”。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出于“防俄”的考虑，英国政府也曾尽力调停中日冲突，避免俄国南下，冲击或挑战英国的利益。但陆奥宗光利用打“俄国牌”的外交策略搅乱了英国的调停努力，并竭尽所能“将英国政府拉向我们一边”。“将英国政府拉向我们一边”反映了当时日本外交策略思想的基本观点。实际上，日英俄三角关系并非等边状态，日俄存在根本利益冲突，关系相对疏远。而日英有着共同的利益，关系相对接近。但日方认为，为发动侵略战争，日英关系接近还远远不够，必须“将英国政府拉向我们一边”。 【阅读全文】

    作者：李冬伟（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清政府在情报工作上的失误充斥着甲午战争的整个进程：从战争开始前的威胁判断和力量对比，到战争开始以后敌方兵力的部署配制，乃至战争结束时的谈判交锋，清政府招招滞后，处处被动。因为情报工作的失误，上至清政府的核心领导层，无法料敌先机，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下至战争和战役指挥者，无法掌握日军动向和实力，做到有的放矢。相反，由于自己保密不力，加之日本情报工作细致缜密，清军一举一动皆在敌人掌握之中。情报工作的优劣、得失、高下，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对日单向透明的战场态势。最终，浑浑噩噩、糊里糊涂的清政府迎来的只能是失败和耻辱。

    日本的侵略野心虽然得到了清政府一些有识之士的重视，但由于缺乏最基本的对日情报搜集，大部分朝廷政要并未认识到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发生的巨大变化，对日本的认识仍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清政府国防重臣李鸿章深信以清政府现有力量足以抑制日本的野心，进而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

    甲午战争时期，清政府在对日情报搜集几无斩获的情况下，甚至都无法做到对己方军事行动和作战情报的准确掌握。清军中一些官僚为了自身利益而谎报军情，致使清政府无法准确掌握己方战场态势。例如，叶志超在成欢之战后，谎报战况，清政府因此而盲目乐观，于8月1日对日宣战。 【阅读全文】

    作者：张明（国防大学博士研究生）

    早在1863年李鸿章在其致曾国藩信中谈到其对日本的看法。李鸿章当时敏锐的察觉到，日本虽为一个小国，但在采用西式舰船武器后，居然能与打败过中国的英、法等国相抗衡。李鸿章以此说明变计图强的重要性，激励清政府加紧变革。但其对日关系上还有两个基本判断。一是从长远看日本将是中国的威胁，二是从近期看日本与英、法等西方国家是相互对立的国家，而西方列强又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敌人的敌人应该可以拉为朋友的理念在李鸿章内心深处泛起一丝涟漪，中国应实行“联日”的政策。

    李鸿章据理力争，积极斡旋，终于双方签订了第一个较为平等的中日《修好条约》。虽然形式上，以法律名义达到了避免侵略中国，联合互助，但随着清王朝的国力日衰，这种想法更多的是一厢情愿。就在李鸿章沉浸在缔约成功的气氛中时，日本政府却因为缔约没有达到先前期望的利益而要求与清政府改约，并开始进行入侵台湾、琉球的军事准备。

    清政府和李鸿章的妥协退让没有换来日本的积极配合，反而更加刺激了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1879年(明治十二年)，日本趁法国入侵越南，沙皇俄国重兵压境图占伊犁之际，废琉球王室，改琉球国为冲绳县。此时李鸿章已从日本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落井下石与得势不让人的霸道中，清醒地认识到日本的侵略性，并认定日本终究为中国之患。“联日”幻想彻底破灭。此后，李鸿章真正开始为防范日本进行军事准备，向西方大量购买先进舰艇，中国的海防建设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阅读全文】

    作者：孙屹缘（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硕士）

    甲午战争爆发前，清军驻守朝鲜西海岸的牙山。日军为取得朝鲜陆战的首场胜利，决定围攻牙山。由于牙山易攻难守，清军移师防守距牙山东北50里的成欢。不料这一战略转移，却成了叶志超逃跑的开始。清军在成欢与日军激战，不但未得到叶志超兵力的支援，他反而率先向北撤逃。逃跑中为了防止与日军遭遇，选择远离汉城的朝鲜东部山区，历时近一个月才到达平壤。期间清军因饥疫减员严重，叶志超非但不报实情，反而向李鸿章谎报沿途多败日军，最后还得到了朝廷的奖赏，并提升叶志超为平壤各军的总指挥。

    在大同江南岸战场，军总统（总指挥）叶志超贪生怕死，在战局胶着的情况下，竟于午后4时树白旗停止抵抗，并下令全军撤退。

    在清军中的像叶志超这样的将帅，不止一个；而像左宝贵这样的优秀将领也不乏其人，但却得不到重用。当朝廷任命叶志超为平壤各军总统时，“一军皆惊”，大大挫伤了清军的士气。叶志超担当此任后，不亲自组织侦察获取情报，反而依靠天津的电报通报决策。这对一位身居前线将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战场敌情不明，其战守部署自然不切实际。特别当听说日军来袭时，他便惊惶失措，率先逃跑。

    清军用人制度的缺陷造成了一批庸将。清军随着八旗和绿营的败落，八旗制度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和以李鸿章为首的淮军便成为清廷的主要靠山。它们在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中立下了头功，也涌现了一大批像叶志超这样的将领。 【阅读全文】

    作者：张明（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博士）

    1894年7月25日，英国商船高升号被日本海军击沉。英国朝野震动，国内舆论一致声讨日本对国际公理的践踏，军方要求政府对日军事报复。清政府也坐等西方列强对日本采取实质的制裁措施，然而等来的却是“日舰击沉高升号是合理的，责任不在日本”，责任在清政府，应赔偿英国的损失。是什么促使原本对日不满的英国舆论改变了腔调。又是什么让许多欧美的媒体，包括那些原本同情中方的媒体倒向了日方。另外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大部分民众支持国家对清战争热情已经空前高涨，居然将对华的侵略战争视为正义之战。在很多国人大呼“天理何在，公道何在”之时，我们不得不佩服的是，日本侵华作战的准备真可谓煞费苦心，全面周到，除了进行物力、人力、财力的战争动员准备之外，在思想灌输和舆论造势上，也早已悄然展开。

    由于欧美列强在华利益错综复杂，日本预料到侵略中国必遭各国列强干涉，因此，如何使各国列强不予以反对日本侵华，成为当时日本外交宣传的重要目标。针对这一战略目标，日本在对西方的舆论宣传上，特别注重强调日本已经是融入西方的文明国家，并极力掩盖真实目的，极力强调发动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

    日本秘密聘请了美国《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豪斯作为国家宣传战的总指挥。豪斯很熟悉西方媒体的运作方式，在他的精心策划下，中国与日本分别代表着野蛮与文明的形象在西方媒体和民众中形成共识，日本成为帮助朝鲜驱赶清国的正义者。当时的纽约《先驱报》报道说，日本在朝鲜的作为将有利于整个世界，而日本一旦失败，将令朝鲜重回中国野蛮的统治。《纽约新闻报》也曾发表评论说：“中国的战败将意味着数百万人从愚蒙、专制和独裁中得到解放。”亚特兰大《先进报》说，美国公众毫无疑问地同情日本，认为日本代表着亚洲的光荣与进步。 【阅读全文】

    作者：张健（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博士）

    甲午战争爆发前，西方列强在远东都有着或多或少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利益。作为远东地区的霸主—英国，自进入19世纪下半叶以来，正不断受到来自俄、美、德、奥、法等列强的政治渗透、贸易竞争和利益瓜分，英政府对于历来崇尚武装入侵，疯狂掠夺土地的“世仇”沙皇俄国更是防范有加。1894年6月，日本在“大陆政策”的指引下，抓住清政府派兵入朝平叛的契机，迅速向朝鲜出兵，并利用一切机会不断挑起事端，力图发动战争。面对日益紧张的朝鲜局势，英国政府从维护本国利益，阻止俄国乘机插足远东的角度出发，一方面接受李鸿章的调停请求，另一方面却被日本阳奉阴违和蒙混的手段所迷惑，其调停政策也在不断转变。

    甲午战争爆发前，英国对于地大物博的中国的战争潜力以及战争动员能力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正如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所说：中日战争“如果战争能拖长下来，中国的资源、人力和它经得起磨难的本领，必能胜过日本的勇猛和它的训练、组织能力”。所以在调停初期，英国对于依托清军抵御俄国南下入侵，捍卫英国在远东的既得利益是有信心的。所以这一时期英国贯彻的是传统的远东政策，即支持清政府，劝日避免冲突，以平息事端达到维护现状的目的。

    英国长期奉行“利己主义”和“实用主义”政策，其整个调停方针都紧紧围绕着“全力阻止俄国插手远东事务”来制定。当看到清政府面对日本在军事上和外交上的步步紧逼只能一味退让，方寸大乱时，便开始将日本视为其在远东地区防御俄国的战略伙伴，其制定的调停方针也开始逐步向日本倾斜。 【阅读全文】

    作者：赵春英（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博士）

    列宁指出：“许多世纪以来，沙皇政府一直想夺取亚洲大部分地区，一贯推行这种政策，并且利用列强之间的一切矛盾和冲突来达到这个目的。”可以说，俄国东进战略是一以贯之的，每次实施都打破了东北亚长期以来形成的力量格局，并将大块油滋滋的“肥肉”纳入囊中，这其中大大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使“天朝”处处受制于人，游离于东北亚重要政治、军事力量的圈子之外。

    甲午战争后，俄国一方面加紧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另一方面摆出一副欲与日本决一雌雄的架势。同时，俄国还与德国、法国结成同盟，来对抗英日同盟，以保护其在东北亚的特殊利益。俄国还联合欧洲诸强，以日本破坏远东均势为由，强迫日本将辽东半岛管辖权归还清政府，并开始操纵“天朝”，允许其修筑“中东铁路”，为吞并全东北奠定基础，而此时的清政府对俄国心存感激之情，心甘情愿与俄国签订了秘密条约，将建造穿越中国东北、直抵海参威的“中东铁路”的特许权授予给“华俄道胜”银行。

    如果说日本是甲午战争的最大受益者，那么俄国就是名符其实的二号得利国，它像一根“鱼刺”深深地插入“天朝”的咽喉，吞不下、吐不出。 【阅读全文】

    作者：郭伟华（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讲师）

    甲午战争不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首次较量，从倭寇活动到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中日为争夺东亚主导权在历史上就曾有过多次冲突，日本始终不能在根本上撼动中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但甲午战争，包括此前入侵琉球、台湾等，结果却完全逆转，为何？归根到底是中日两国在面对西方强权过程中完全不同的反应方式使然，甲午战争的战场不过是这两种反应方式针锋相对的检验场。检验场上的较量结果，刀锋剑影之间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历史偶然，但检验场下的准备过程，却只有一步一个脚印、行与不行的历史必然。对这种必然，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前早已洞若观火。

    较之日本，中国不仅有更为宏大的体量，也有更为宏大的胸襟，但中国在变革道路却走得异常艰难。美国著名的中国学者费正清曾有过分析，他说：“传统的中国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静止或毫无生气… …制度和文化的持续性曾经产生了体现为气势磅礴和坚守既定方针的惯性，而非不动的惰性。两千年来政治生活中孔孟思想格局所造成的根深蒂固的惯性，说明了为什么中国近代反对那种思想格局的革命要走那么长的道路。”重型卡车较之小轿车必然难以转向，这是惯性使然，中国亦然。这是中国自身的特质，也是真实的中国。 【阅读全文】

    作者：裴玉辉（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博士）

    日本进行战争动员的本领学自德国。第二次普法战争中，普鲁士通过全民动员形式进行的总体战完胜法国，日本敏锐地发现了这一战争形态的变化，建立了完善的战争动员制度。早在1870年，日本政府即公布了《征兵条例》。《条例》规定：人民不分阶级，男子身高5尺以上，年龄在20-30岁之间，均有服兵役的义务。日本藉此实行了普遍义务兵役制，建立了完善的后备力量体系。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从教育入手开启民智，国民素质迅速提升。甲午之前，日本政府利用各种渠道和时机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被调动起来。1886年，北洋水师水兵在日本长崎嫖娼滋事，并与日警民互相殴杀数十人，李鸿章以开战相胁，迫使日政府退步。但此事激起日本军民的情绪，日本海军以击沉“定远”、“靖远”二舰为目标，就连日本的儿童也开始玩起捕捉“定远”、“靖远”的游戏。资料显示，甲午战争中日本娼妓捐献的银钱已相当于清政府户部答应为清军提供的军费。而清朝自太平天国、捻军等起义之后成惊弓之鸟，疯狂的对民众进行政治压迫，一般民众在甲午战争中普遍表现麻木，甚至有民众视日军为“王师”。 【阅读全文】

    作者：肖琳（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博士）

    19世纪，以英、法、美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国家，对东亚地区实行了猛烈的殖民征服运动。而处在同一地区的中日两国，为应对西方入侵，几乎在同一时期实施了近代军事变革，但最后结局却大相径庭。特别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成为历史的分水岭，日本从此一跃跻身为列强行列，而大清帝国却从此沦为备受凌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统治濒临崩溃。

    日本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军事改革始于1868年。是年，明治政府取代了抱残守缺的幕府政权，开始把“富国强兵”、“殖产兴业”、“雄飞海外”、“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作为国家发展的最高国策。创建新的军事制度是明治政府军事改革的首要任务。从1870年开始，明治政府用极大的精力改造幕府时期的旧军制。

    与日本相比，中国近代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军事变革，仅仅局限在技术层面，而没有聚焦于军事制度本质的变革。尽管随着武器装备的引进，也带来了军队编制体制的变化。但其在军事思想、编制体制、教育训练等方面仍然没有摆脱传统体制的束缚。洋务运动是不彻底的改革，是只改器物、不改制度的改革，是不触及腐朽统治阶级利益的改革，是半途而废的改革。这种失败改革的结果，必然首当其冲地影响北洋舰队，使这支生长在封建落后、腐朽没落、封闭保守制度和一穷二白工业科技基础上的舰队，存在严重的水土不服。 【阅读全文】

    作者：兰天（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博士）

    日本文明从一开始就和中华大陆的文明不同。中华文明的产生土壤是大河农耕文明。在西有大漠、东有大海的保护中，物产丰富，有广阔的战略纵深，自我认知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其它都是蛮夷边帮，唯此是天朝上国。求和，求稳，无需开疆扩土，大一统就是万世基业，守成特点明显。日本文明的产生土壤却是富于冒险的海洋文明。资源匮乏的岛国，无战略纵深，发展空间受限，东有大洋，只有西边才有发展的空间，但西边又有强大的大陆文明的客观存在。无论大陆文明是否主动威胁，都成为岛国发展的障碍。使岛国时刻充满危机感和进取心。而在物质资源匮乏的背景下，神道教的传统使日本文明对精神力量有一种原始崇拜，物质匮乏精神补。注重精神的力量，为了生存而进攻和侵略的特性，从日本民族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一定的了。

    反思甲午，不能局限于甲午，2000年的中日交往史就是中日民族特性、文化传统和地缘特征的博弈史和战争史。日本文明的“小”与“狠”和中华文明的“大”与“仁”，只要双方国民特性没有大的改变，这一对固有矛盾就很难改变。日本的侵略传统不会变，中国的广阔仁义也不会变。日本文明在大陆强则“忍”，大陆弱则“刀”。中华文明在大陆强则“制”，大陆弱则“危”。全在攻守之势，力量对比上。 【阅读全文】

    作者：范永强（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博士）

    “甲申政变已经平息”，撤军本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但日本并不甘心如此就范。本来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中朝两国达成协议，一旦朝鲜有事中国第一时间出兵援助。而这样的权利，恰恰是心怀不轨的日本政府不愿看到的。就谈判过程中的国际形势变化也对中国十分有利，清军在对法作战上取得了一系列胜利，4月6日中法决定停战撤兵。谈判前，日方还寄希望于法国对清军的牵制能够加重日方谈判的筹码。而中国战胜的消息对伊藤博文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也许是胜利来得太突然，冲昏了李鸿章的头脑，他竟然作出了这样的承诺：将来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皆可派兵。这样以来，日本获得了和中国一样可以向朝鲜派兵的权利。昏庸老迈的大清朝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丢掉了管控朝鲜的主动权。

    1885年4月18日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正式签订，又称《朝鲜撤兵条约》，条约共3款：一是中、日两国军队在四个月内撤出朝鲜；二是中日两国不能派员在朝鲜练兵；三是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

    这一条约从内容看上去是平等的，但其实只对中国有约束力，而对日本并没有多少影响。因为在1882年《济物浦条约》中，日朝约定日本保留如有必要不论何时出兵的特权，所以在执行中，日本可以或依据《济物浦条约》，或依据《天津会议专条》出兵朝鲜。日本正是利用了中国的不知情，骗取中国实质上放弃了对朝鲜的宗主权，并且让日本对朝鲜有了同样的发言权。 【阅读全文】

    作者：曹菁（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博士）

    1894年5月初，在东学教领袖全琫准领导下，甲午农民起义爆发。农民军声势浩大，迅速从局部地域扩大到朝鲜南部，并在数月间发展到数万人。面对势如破竹的农民军和节节败退的朝鲜军队。5月31日，全州陷落的消息震动京城，朝鲜国王李熙不得不派主战借兵的首辅闵泳骏紧急向袁世凯求助。李熙虽然倾向于借兵中国，但是又担心为此会给日本以借口出兵，局面将难以收拾。因为按照1885年的《天津会议专条》规定，中国向朝鲜派兵，日本也可以借口出兵朝鲜。这令李熙举棋不定，难以下定决心。面对朝鲜的顾虑，袁世凯许诺说：“朝鲜有危，吾岂不悉心护之乎？若有难处之端，吾当担当矣。”宗主国的许诺，无疑坚定了朝鲜借兵的决心。

    对当时的朝鲜王室来说，面临国内的政局动荡，向宗主国求助乃是合理之举。而清王朝应要求派兵朝鲜，这在“甲申政变”已有先例。出于保护藩属国的目的，清王朝的派兵是符合中朝双方利益的。但是，清廷却低估了邻国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扩张的野心。此时的日本，似乎已经迫不及待了。如果说日本最终以武力击碎了这一几千年来的东亚体系，那么日本试图获得与宗主国同等地位的外交努力无疑撼动的是这一庞大体系的根基。多年以来日本试图分裂中朝藩属关系的“迂回”政策，已经使这一体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可以说，清王朝履行其宗主国义务的“合理出兵”给了一直在等待时机发动战争的日本一个极好的机会。日本借口保护其在朝鲜的公使馆以及侨民，随即也派兵进驻朝鲜。中日甲午战争的硝烟在此时已经燃起。 【阅读全文】

    作者：郭伟华（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讲师）

    今年是甲午战争两个甲子的轮回，“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我们当然不能忘记一百二十年前的甲午之祸。甲午不仅使中国这个“天朝上国”败于“蕞尔小邦”，遭到前所未有屈辱，同时也使中国在东亚所主导的“天朝礼治体系”彻底坍塌。

    “天朝礼治体系” 是东亚国际体系的原始形态，也有学者称之为“朝贡体系”、“册封体系”、“藩属体系”等。在“天朝礼治体系”下，中国是“天朝上国”，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等等外围国家则是中国的“藩属”。藩属在名义上尊中国为“天下共主”，中国则在事实上“眷顾”外围藩属。为什么东亚国际体系的初始形态会是这样呢？对于这一点，历史学家给出了很多分析。比如相对封闭一体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中国早熟的封建体制、绝对的实力优势等，其中最直接的因素则是来源于中国自身的政治理念。

    “如何评价“天朝礼治体系”的政治效果？从历史呈现上看，可以说“天朝礼治体系”既不紧密，也不稳定。比如作为东亚地区第二大国的日本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天朝礼治体系的挑战心理和挑战行为。公元1592年到1598年，丰臣秀吉两次入侵朝鲜，明朝被迫对朝鲜予以支援。此次日本对天朝礼治秩序的正面挑战，成为近代以后日本谋求东亚主导地位的滥觞。从中日关系的这个历史过程上，不难看出“天朝礼治体系”整体的松散性和脆弱性。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