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抗日持久戰的戰略與實踐

核心要點：

■ 日本的強，表現在它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中國的弱同樣表現在這些方面。這就決定了中國的抗日戰爭不能很快取得勝利。日本的小，表現在國度小，其人力、軍力、財力、物力均經不起長期戰爭的消耗。這就決定了中國可以通過持久戰而最終打敗日本。

■ 如果實現了人民戰爭，“就把日本侵略者置於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

■ 蔣介石等人看到了敵強我弱和敵小我大這個基本事實，但是他們缺乏對20世紀30年代中國與世界關系以及世界格局演變的辯証思考，因此他們對所謂“持久”的把握往往脫離實際，很容易從“持久”跳到“速勝”，盲目地寄希望於西方國家的調停或干預。

■ 中國共產黨的持久戰思想，是建立在對與戰爭相關的一切外部與內部復雜因素進行深刻分析的基礎之上的，對於戰爭不同階段的關系、外援與自力更生的關系、戰略持久與戰役速決的關系、保存自己和消耗敵人的關系等，都有完整的科學分析，既不會因為一時的順利而幻想“速勝”，也不會因為一時的挫折而失去必勝的信心。

■正規軍、地方武裝和民兵的結合，地道戰、地雷戰、麻雀戰的廣泛開展，不放鬆有利形勢下的運動戰，抗日根據地的建立與鞏固等等，都起到了消耗與消滅敵人並同時壯大自己的作用，從而達到在持久戰中逐漸改變敵我力量對比，最終向敵人發起反攻並戰勝敵人的目的。

從1937年盧溝橋事變開始的中國全國抗日戰爭，歷經8年艱辛，首次取得中國近代歷史上反侵略戰爭全面徹底的勝利。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中國軍隊能夠抵抗日軍的進攻並在抵抗中不斷消耗與殲滅敵人，除了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全民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與維護這個重要的政治條件，還需要一個重要的軍事條件，這就是抗日持久戰戰略的制定與實施。

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持久戰戰略的制定者

早在中央紅軍到達陝北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就預見到了即將到來的中國抗日戰爭是一場持久戰爭。1935年，毛澤東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提出“中國革命戰爭還是持久戰，帝國主義的力量和革命發展的不平衡，規定了這個持久性。”“要打倒敵人必須准備作持久戰，這是現時革命形勢的又一個特點。”1938年5月，毛澤東發表著名的《論持久戰》，系統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關於持久戰的戰略思想。

首先，毛澤東分析了中國實施持久戰的外部原因。他說：“中日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全部問題的根據就在這裡。”之后，他列舉了中日雙方互相反對的4個特點。除戰爭的正義、非正義，以及與此相關的寡助、多助問題外，他特別強調了敵強我弱和敵小我大的問題。日本的強，表現在它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中國的弱同樣表現在這些方面。這就決定了中國的抗日戰爭不能很快取得勝利。日本的小，表現在國度小，其人力、軍力、財力、物力均經不起長期戰爭的消耗。這就決定了中國可以通過持久戰而最終打敗日本。這些分析，科學總結了中國必須實施持久戰的外部原因。

其次，毛澤東分析了中國實施持久戰的內部條件。中國必須實行抗日持久戰是由上述客觀情況決定的，但持久戰的實施還需要有充分的內部條件。這個條件是什麼？簡單地說，就是把已經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以“兵民是勝利之本”為標題，用專門的章節論述了全面抗戰和全民族抗戰的觀點。關於軍隊，他特別強調要把政治精神貫注於軍隊之中，這樣才能激發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戰熱忱，才能極大提高戰斗力。關於民眾，他提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在他看來，如果實現了人民戰爭，“就把日本侵略者置於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事實上，共產黨在全部抗日戰爭期間，一直把“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作為自己的抗戰路線，人民戰爭理論的科學性也在抗日戰爭中得到了廣泛印証。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不僅依據抗日戰爭的客觀規律提出了抗日持久戰戰略，而且具體地闡釋了實施抗日持久戰的方法。1938年5月，毛澤東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提出了游擊戰爭在中國抗戰中的戰略地位問題。與抗日持久戰密切相關，毛澤東指出，在中國大而弱、日本小而強的情況下敵人可以佔地甚廣，卻在佔領地留下了很多空虛的地方，“因此抗日游擊戰爭就主要地不是在內線配合正規軍的戰役作戰，而是在外線單獨作戰﹔並且由於中國的進步，就是說有共產黨領導的堅強的軍隊和廣大的人民群眾存在，因此抗日游擊戰爭就不是小規模的，而是大規模的﹔於是戰略防御和戰略進攻等等一全套的東西都發生了。”“中國抗日的游擊戰爭，就從戰術范圍跑了出來向戰略敲門，要求把游擊戰爭的問題放在戰略的觀點上加以考察。”毛澤東還具體地分析了游擊戰的戰略內容、游擊戰與正規戰的配合、建立抗日根據地、游擊戰爭的戰略防御和戰略進攻等問題。正是在這樣的戰略思想指導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在敵后廣泛展開游擊戰爭，卓有成效地牽制與消耗日軍，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發揮了巨大的戰略作用。

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持久戰戰略，引起了中國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視。《論持久戰》剛剛發表的時候，周恩來即把其中的基本精神向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訓部長的白崇禧進行介紹，白崇禧深為贊賞，並立即向蔣介石轉達。蔣介石贊成毛澤東的觀點，並授意白崇禧，提出“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的口號，由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作為抗日戰爭的戰略指導思想。國民黨軍隊的一些高級將領如傅作義、衛立煌等，都予以高度評價。《論持久戰》還被翻譯成英文向海外傳播，得到愛國華僑、華人以及關注中國抗戰的外國人士的一致好評。

現在有一種說法，認為抗日持久戰的思想不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最早提出的，在此之前，已經有人提出過抗日持久戰思想。這種說法的主要依據是蔣百裡、李宗仁、陳誠等人的言論。而對中國抗戰戰略制定有最高權力的蔣介石，在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也提出包括遷都、調查與開發戰略資源、國防工業西遷等長期抗戰的籌備計劃﹔抗日戰爭爆發后，他也有過“持久消耗戰”的很多言論。這種不約而同的認識都是源於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即中國是一個落后的大國，日本是一個先進的小國。看到和承認這個客觀存在的人，並不需要特別的先見之明，就會不約而同地得出中日戰爭將是持久戰的結論。

但是，僅僅看到由客觀條件造成的抗日戰爭的持久性，還遠遠不是抗日持久戰的戰略思想。對於客觀情況的把握，因立場的不同、視角的不同、思想方法的不同而有片面與全面、浮淺與深刻的不同。蔣介石等人看到了敵強我弱和敵小我大這個基本事實，但是他們缺乏對20世紀30年代中國與世界關系以及世界格局演變的辯証思考，因此他們對所謂“持久”的把握往往脫離實際，很容易從“持久”跳到“速勝”，盲目地寄希望於西方國家的調停或干預。從這個立場出發，國民黨倚重正規軍隊，希望通過幾次大規模的戰役引起國際影響。淞滬戰役和南京戰役期間，蔣介石寄希望於布魯塞爾九國公約簽字國主持公道以及國際調停，但均未如願，反而造成了作戰的混亂和無謂的傷亡。而中國共產黨的持久戰思想，是建立在對與戰爭相關的一切外部與內部復雜因素進行深刻分析的基礎之上的，對於戰爭不同階段的關系、外援與自力更生的關系、戰略持久與戰役速決的關系、保存自己和消耗敵人的關系等，都有完整的科學分析。因此它的持久戰戰略，既不會因為一時的順利而幻想“速勝”，也不會因為一時的挫折而失去必勝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