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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我的家乡,我的好儿郎”系列报道

滇西影响力最大游击队的三年抗战

闫嘉琪、薛丹

2015年08月26日08:05  来源:人民网-军事频道  手机看新闻
龙陵抗战纪念广场上反映龙潞区游击支队历史功绩的碑文。摄影:闫嘉琪
龙陵抗战纪念广场上反映龙潞区游击支队历史功绩的碑文。摄影:闫嘉琪

龙陵,是云南西部的一座小山城,地处怒江西岸,四面环山,历史上曾为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通道之一,滇缅公路从县城穿越而过,如今以盛产黄龙玉而闻名。抗日战争期间,美丽小城曾惨遭日军蹂躏,当地各族人民奋起反抗,与远征军一起,将日寇赶出滇西。

霏霏细雨中,记者走入龙陵抗战纪念文化广场,这里的联排石碑记载着龙潞区游击支队抗击日军的历史事迹,还有表现当时作战场景的浮雕。广场一角还残存一座当年日军留下的碉堡,碉堡上弹痕累累,一枚嵌入其中的弹头清晰可辨。置身其中,依稀聆听到昔日战场的枪林弹雨和厮杀声。

滇西沦陷,热血青年毁家纾难组建游击队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陆军则横扫东南亚,攻陷越南和缅甸北部,切断了中国当时重要的国际战略物资支援通道——滇缅公路。

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以兵败收场。日军则乘势攻入中国滇西地区。同年5月初,日军由缅甸入侵滇西,中国远征军守桥部队被迫炸毁怒江上的咽喉要津惠通桥,阻敌于怒江西岸。此后,怒江以西3万多平方公里沦入敌手,敌我隔江对峙达两年之久。

滇西沦陷后,日军在沦陷区烧杀抢掠、奸淫妇女、实行血腥的殖民统治和奴化教育,激起当地人极大的怒火,云南各地爱国青年纷纷请缨杀敌。

在中共地下党人朱嘉璧、张子斋等人的影响和鼓励下,青年军官朱嘉锡向昆明行营主任龙云请缨组建抗日游击队。1942年6月,经昆明行营和云南省政府批准,“昆明行营龙潞区游击支队”成立,朱嘉锡被任命为支队司令兼龙陵县县长。

朱嘉锡出生于云南龙陵县象达乡,系滇军第99师师长朱旭的长子,曾在黄埔军校第八期军官高教班学习,后在滇军中任职。

龙潞区游击支队成立之初,昆明行营发给游击队委任状、游击司令关防和一份1:50000的龙陵、腾冲一带的军用地图。游击队还获得10支由云南兵工厂仿造的七九步枪、10箱地雷和1部电台。除此之外,所有兵员、经费和武器装备需求,只能由朱嘉锡自行解决。

为组建抗日游击队,朱嘉锡不惜毁家纾难,把自家在“茂恒商号”的股金全部取出来,自行向云南兵工厂购买七九式步枪30支,向私人购买俄造雪克立夫式转盘轻机枪3挺,黄色炸药和手榴弹等若干,以及其他军需品。

朱嘉锡随后招贤纳士,一批青年军官和热血青年加入游击队,建起司令部,其中郑作舟任参谋长,甘襄庭任支队政治部主任,刘叔良任军械主任,钟品贵任军需主任,陈子章任军医主任,金完人任代副司令兼第一大队长。朱嘉锡还力邀自己黄埔军校第八期同学常绍群加入游击队,出任任副司令兼潞西设治局局长。

龙潞区游击队进入沦陷区后,受到当地进步士绅和百姓的积极支持。当地爱国青年参加龙潞抗日游击队热情高涨,还捐献出此前远征军第88师在缅甸失利后丢在民间的50多支枪,爱国绅士也捐献步枪、手枪30多支。

同年11月,由副司令常绍群成功招安滇西赫赫有名的土匪“小霸王”王振武,昔日的悍匪顺应民族大义,调转枪口,杀敌立功。1943年2月,由潞西(今芒市)人杨思敬组建的“潞西抗日救亡团”也加入龙潞区游击支队,游击队再添生力军。

龙潞区游击支队短时间内声势大振。队伍逐步扩展至六个大队(朱嘉锡和常绍群两部),兵力规模最多达到3000多人,拥有枪支超过1500支,成为滇西兵力规模最大、作战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一支游击队。

效仿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法

龙潞区游击支队是一支由云南地方政府领导的游击队,但这支队伍在部队编成、军事纪律、战术方法等很多方面都深受共产党游击战思想的影响。

云南省社科院保山分院滇西抗战研究基地研究员赵秀龙长期研究龙潞游击支队的历史。他告诉记者,龙潞区游击支队司令朱嘉锡、副司令常绍群均受到共产党人的影响,思想进步,对共产党的游击战略战术均有较全面的了解。他们带领游击队效仿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法,以平达、象达为根据地,在滇西四处游击,打击日寇。

龙潞区游击支队设有政治部,注重政治思想工作和宣传工作。“这是滇西唯一设有政治部的游击队。”

游击队筹组期间,在昆明进行了短期训练教育,向官兵讲解美国记者斯诺《西行漫记》里提到的红军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

滇西地区山高林密,村寨分散,村乡之间距离较远。龙潞区游击支队将队伍化整为零,分头作战,如鱼得水。游击队甚至还尝试将红军的“磨盘战术”用在滇西战场,打得日伪军晕头转向,疲惫不堪。

龙潞游击支队非常重视情报工作,在游击地区设置有多处情报点。据游击队第三大队参谋方南天回忆,游击支队当时在每个情报点都指定一名可靠的人负责,重要情报由负责人亲自传送。情报内容都用生意行话代替,如某月某日运到几尺布,布的尺数即代表敌军人数,盐巴几筒代表火炮的数量;黄豆几箩代表重机枪数;苏子几箩代表轻机枪数等等。这些联络暗语,经常变换,以免被敌人破译给游击队造成灾难。

打击日伪,惩治汉奸

发动群众抗击日军,惩治汉奸,展开游击战消灭敌有生力量,龙潞区游击支队在敌后频繁出击,游击活动有声有色,卓有成效。游击支队还积极配合正面战场,为远征军收集情报。在反攻开始后,还为远征军当向导,参加反攻作战。

1942年7月底,敌人约1个大队300余人从潞西向平达前进,企图扫荡游击队,游击队派出十多名精锐人员,急行军进入象达至赧洒之间设伏,人员间隔20米左右,各埋地雷一枚,地雷上盖上多块石头,下午2时,敌人进入伏击圈后,地雷、手榴弹、步枪开火全开,敌人鬼哭狼嚎,联队旗帜被炸飞。后因敌人借助优势兵力疯狂反击,游击队员寡不敌众,迅速撤退。据参加此次战斗的中队长马仲义回忆,此次战斗中,日军伤亡达70余人,但常绍群回忆称日军伤亡十多人。龙潞区游击支队方面只有一人阵亡,另有数人受伤。这是日军在滇西沦陷区遭受的第一次重创。

游击队于1943年吸收了一支傈僳族支队,但队员们当时只有打猎用的铜帽枪、明火枪、弩箭等武器,这些武器对付野兽还行,与装备精良的日军对抗如以卵击石。为此,副司令常绍群亲率百余人,设下“草船借箭”之计,不费一枪一弹,从勐戛镇公所(伪维持会)伪镇长处,缴获了数十支轻机枪和步枪等武器,不但傈僳中队的武器装备全部解决,而且伪镇长还答应为游击队供应粮秣,提供情报。

1944年2月,常绍群率部陇川县梁子附近伏击日军击毙日军少佐(相当于少校)大队长谷川一雄等6人,击伤十余人,缴获战利品十多驮(内有咔叽布及军服等,钢盔十多顶)。

游击队痛恨汉奸,怒其卑躬屈膝,助纣为虐。惩治汉奸是他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借此震慑伪军,防止更多人投敌。对一些可以利用的力量,游击队也争取其为我所用。朱嘉锡和常绍群曾亲率第二大队“小霸王”部,长途奔袭潞西设治局衙门所在地勐戛,本想抓住伪维持会石镇长及大汉奸吕英,杀杀敌人的威风。不料吕英望风逃走,计划落空。游击队只好带走吕英6岁、8岁的两个小男孩,后把孩子送到昆明读书作人质,迫使吕英成为潜伏在敌营的游击队情报员。

云南省社科院保山分院滇西抗战研究基地负责人何德尊告诉记者,龙潞游击支队在两年多时间内,大大小小打了30余次战斗,击毙日伪军数百人,震慑了日军,提振了当地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念。

如今,参加过龙潞区游击支队的老兵已经寥若星辰。我们有幸采访到了当年的游击队员杨有柱和张正芳。

91岁高龄的老兵杨有柱头脑依然清晰,口音浓重,地地道道的当地人,居住在龙陵象达乡的一个偏远山村里,开车从象达乡到老人家里需要近1个小时,途中山路险象环生。老人给记者的第一印象是比较安静,但讲起当年参加游击队战斗的故事,却滔滔不绝。他说,在日本侵入龙陵不久,自己就加入了游击队,一直战斗到日军败走。在一个雨夜,他在游击队驻地放哨时发现两个迷路的日本兵,一枚手榴弹扔过去,将这两“鬼子”全部报销,斩获轻机枪和三八步枪各一挺。因为游击队生活极其艰苦,缺医少药,壮硕的杨有柱落下了气管炎的毛病,年龄大了以后经常会犯病。

张正芳老人也是91岁,面色红润,身体很好。老人以自己参加游击队的经历为骄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老人还特意拿出了昔日一些关爱抗战老兵组织赠送的纪念章佩戴在胸前。张正芳告诉我们,日军进入象达后为所欲为。一次日本兵路上遇到一个哑巴,怒其不会说话就地枪毙。日军为抓捕游击队员,带走疑似与游击队有联络的老乡严刑拷打,把开水直接倒进老乡的喉咙里。日军的暴行激起当地人的愤慨,年轻的他就辞去教师职务,参加了游击队。

纪律严明,扰民者处以极刑

龙潞游击支队筹组期间,离开昆明前夕,朱嘉锡设私宴话别,邀请了朱嘉璧等中共地下党莅席。朱嘉璧曾特别叮嘱:“希望不要把旧军队的旧恶习带到游击区去,要吃要穿,要枪要炮向敌人要去,不要找老百姓要……”

据参加了游击队早期活动的王开秀回忆,龙潞区游击支队军纪很严,规定不准骚扰老百姓。生活上同甘苦,除了吃饭,没有零花钱。行军官兵一致,行李自背,全支队只有一匹骡子,大家都靠两条腿走,但大家仍然情绪饱满,没有怨言。

游击队还规定,抢老百姓的东西和开小差的一律杀头。游击队成立初期,由于人员成分非常复杂,成员包括旧军官和士兵、无业游民、投诚的土匪等,形形色色,素质良莠不齐,曾发生多起扰民事件。司令部一位名叫许益清的副官,加入游击队之前曾是旧军官。此人污蔑潞西勐板李家是汉奸,借此敲诈李家600半开银元(当时云南流通的货币),被李家报告了游击队。游击队将许益清抓回,审讯属实后将其枪毙。

为了整饬纪律,“游击队组织了纪律纠察队,暗中监督,若干违法触纪则全处以极刑,自将肇事官兵先后枪毙十余人后,部队纪律为之肃然。” 朱嘉锡的工作报告如是记载。

土匪出身的第二大队“小霸王”部招安后虽然作战勇敢,但由于其部下成份复杂,恶习较深,成为游击队严肃纪律的一大难题。副司令常绍群在后来的回忆中称他们“大的不敢犯,小的不间断。行军时路过蚕豆地就要顺手摘几个来吃”。而且“小霸王”本人未经过报告就讨了个女人。为此,常绍群借让“小霸王”度蜜月的机会,对其部下打散整编,彻底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问题。

浩然正气,令人敬仰

龙潞游击支队第四大队队长杨思敬,当年为抗日抛弃工作,说服母亲变卖田产,组织起了“潞西青年抗日救亡团”,被群众推举为团长。1943年2月, 杨思敬率“潞西青年抗日救亡团”加入了龙潞游击支队。此后,他组织队伍指挥了勐板、八家寨、勐堆、木城坡、背阴山等多次战斗,并配合其他大队夜袭驻象达日军,缴获步枪10多支,轻机枪2挺,还缴获日军联队长滨口幸雄的指挥刀一把和日本军旗一面。吃了败仗的日军穷凶极恶,发誓要抓住杨思敬,血洗大新寨。

1943年5月,日军多路出击,分进合击龙潞区游击支队。第四大队陷入敌军包围圈,与日军激战3小时,杨思敬不幸被俘。

鉴于杨思敬在潞西一带颇有声望,日军想劝降,好酒好肉招待,还派军妓“陪伴”,对这种“温情”诱降,杨思敬不为所动。

日军又给他换上日本军服,骑上日本军马,挟持其上山,企图让他指出游击队的营地。杨思敬诱敌行至一处悬崖处,纵身从马上跃下山崖,被树藤挡住,跌断左脚,行动困难,被日军追上,开枪打死。

家乡人十分敬重杨思敬。1987年12月,潞西县人民政府报省人民政府批准杨思敬为革命烈士。

龙潞游击支队副司令常绍群严词拒绝日军劝降的故事,也被传为美谈。

1943年10月初,龙潞区游击支队在分裂后,两部均处境困难。日军借机展开大扫荡,企图将龙潞游击支队一网打尽。

常绍群率部在白石头山修工事与日军对峙,顽强抵抗两日夜,打退日寇数次进攻。随后日军采取围而不打,试图以委任高官为诱饵,劝降常绍群。驻平戛日军宪兵队长上田朴心写信给常劝降,大讲“大东亚共荣圈”的好处,称若常绍群归顺,将委任其为“龙、平、猛、勇、义工作队总司令官”。

常绍群收到日军劝降信后,嗤之以鼻,并回信义正言辞怒斥日寇: “此次世界大战祸首为日本”,日本“对今日世界之趋势毫无认识,以为武力万能,纵操胜券,诚可笑,亦复可怜”。

此后,常绍群率部突破日军包围,成功渡过龙江,深入敌后的腾冲、梁河、陇川一带继续抗击日军,直至反攻胜利。

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抗敌

滇西腾冲、龙陵、德宏等地沦陷后,不愿做亡国奴的滇西各族人民,纷纷拿起武器保家卫国,自发组织起大大小小的多支游击队。除了龙潞区游击支队外,还有爱国人士赵宝贤组织的腾南十二乡抗敌大队;昔马寸时金、太平街刘金生、蛮允许本和为首的莲山独立支队;潞江宣抚司线光天的“滇西边区自卫军潞江支队”;干崖土司刀京版组织的滇西边区自卫军;陇川宣抚司多永安组织的滇西边区自卫军陇川二支队等。

这些抗日武装游击组织,分布在龙陵、腾冲、梁河、盈江、莲山、陇川,由沦陷区汉、傣、景颇、傈僳、阿昌等民族组成,他们自备武器粮秣、自筹经费,组织民众抗日,很多人为抗战倾家荡产,甚至献出生命。

1945年1月27日,远征军和驻印反攻部队在中缅边境小镇芒友会师,日本侵略者被赶走,滇西反攻战大获全胜。滇西沦陷区民众武装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各游击队奉命撤销解散。

1944年12月11日,龙潞区游击支队朱嘉锡部奉命就地解散;常绍群部于1944年11月大部被裁撤,剩余人员于1945年2月29日在腾冲朗蒲被缴枪裁撤。龙潞区游击支队的历史就此结束。

如今的滇西大山草木郁葱,生机勃勃,经济繁荣,民众生活安静祥和。但提及日军残暴往事,经历过战争的老人们依然心情沉痛,创伤未愈。游击队员们在民族危难之际拿起枪杆、血洒群山的壮举,福泽后人,立下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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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黄子娟、闫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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