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報：抗戰期間“漢奸現象”的文化透視與現實反思【4】

豈容“翻案”

——把漢奸永遠釘在歷史恥辱柱上

抗日戰爭的硝煙已經散去，但戰爭遺留的“漢奸現象”依然橫亙在歷史與現實之間。

中國歷史上不乏奸人，諸如石敬瑭、秦檜、張弘范、吳三桂、洪承疇之流,這樣的人歷朝歷代都遭人唾棄。想不到的是，較長一段時間以來，一些人竟然打著“解放思想”“言論自由”的幌子和“學術研究”的旗號，隨意“任性”地解構歷史、歪曲真相，為抗戰期間的漢奸、賣國賊叫好、翻案，造成真假難辨、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特別是隨著社會思潮的多樣、多元、多變以及西方國家策動“顏色革命”的影響，詆毀英雄、美化漢奸成了意識形態領域不可小覷的一個問題。

其一，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應“以個人生存需求為最重要需求”“出於從對個體生命的尊重出發，則漢奸的選擇也不那麼不可饒恕”。

這完全是一種為漢奸張目的歪理。誠然，人有維護自己生命的自由，但對一個國家、民族而言，舍生取義、捐軀為民，是必須始終不渝堅守的核心價值﹔對一支軍隊來說，精忠報國、視死如歸，是無論何時何地的惟一選擇。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臨大節而不可奪”，是古往今來仁人志士推崇的行為准則。“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岳飛，“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的抗日英雄吉鴻昌，“寧死不當俘虜”的東北抗聯八名投江女戰士，就是他們中的典型代表。

在侵略者的野蠻行徑面前，“你為個人的生命考慮”，但是以犧牲更多人的生命和民族利益為代價，漢奸們的這種“苟活”還有一點正義的良知和生命的尊嚴嗎？

倘若按照上述“漢奸理論”行事，活著就是“最重要需求”，為國捐軀倒成了“傻老冒”，中國人還能站起來嗎？我們這個民族還有希望嗎？

1942年12月，日軍扶植的偽“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右三）前往東京，參加“大東亞戰爭一周年紀念會”。圖為汪精衛會見東條英機（左三）時的情形，東條英機抽著煙，得意之色溢於言表。

其二，有人公開宣稱，“殖民就是進步，殖民時間越長越先進，漢奸在客觀上起到了促進歷史進步的作用”。

這種論調可謂荒唐至極。作為十八九世紀帝國主義的產物，“殖民”一問世，就是帶著血腥和掠奪印記的東西。一個國家進步與否，和有沒有被殖民沒有必然聯系。像非洲許多國家也被殖民很久，非但沒有什麼進步發展，反而成為這個星球上最貧窮落后的地區。一些人的“漢奸思維”隻看到殖民者帶來的些許小利，卻忽略了因殖民所遭到的歧視、暴行以及所導致的種種惡果。世界上哪有一個國家完全靠殖民，實現經濟獨立、政治民主、人民幸福了？

美化殖民完全是一種沒有一點正義感的虛幻想象。背叛民族、背叛祖國、背叛同胞，甘當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隻能在歷史上起到一點反面教員的作用，何談任何意義上的進步？尤其像我們這樣一個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國，隻有實現獨立自主，才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無論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中國絕不能成為仰帝國主義鼻息的附庸。

其三，尤其令人憤懣的是，有的著名學者竟然辨稱：有些漢奸如汪精衛“他自己下地獄，為的是減輕老百姓的痛苦”，“作為抵擋日本人欺壓人民的緩沖器，這樣的漢奸非但沒有錯，而且是真正的英雄。”

這種公然為漢奸翻案的言論，實際上已經超出了自由和道德的底線。

稍微懂得歷史的人都知道，汪氏一伙叛國投敵給當時抗戰局勢造成“超級震蕩”，不僅直接削弱了抗日實力，打擊了抗戰信心，而且幫助日本人屠殺抗日軍民，籌糧籌款，掠奪資源，進行殖民宣傳和奴化教育，完全淪為侵略者的打手和幫凶。一個出賣民族尊嚴的人，怎麼會是“英雄”？一個出賣國家利益的人，怎麼會“沒有錯”？

漢奸就是漢奸，賣國賊就是賣國賊。不論你說得多麼天花亂墜，不管打著什麼華麗旗號，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當年，面對所謂“和運”“保民”“曲線救國”的漢奸論調，愛國僑領陳嘉庚有一個簡單的判斷：“敵未退出我國土即言和當以漢奸國賊論”，這一提議由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通過，並被后人譽為“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據稱，當時主和派的汪精衛在念到該提案時臉色發白。

想不到，當年漢奸賣國“視降敵為保民，稱亡國為和平”的陳詞濫調，今天居然成了為漢奸翻案的借口和依據。

英雄豈容褻瀆，漢奸豈容美化。詆毀英雄、美化漢奸成了時尚，則離亡黨亡國真的不會太遠了，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和“阿拉伯之春”不就是前車之鑒嗎？

歷史驗証了一條真理：凡是出賣祖國，甘當漢奸走狗的民族敗類，最終絕無好下場。漢奸們的叛國罪行，永遠記在中華民族的史冊上﹔漢奸們的名字，牢牢地刻在歷史的恥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