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報：抗戰期間“漢奸現象”的文化透視與現實反思

歷史的拷問

——抗戰期間“漢奸現象”的文化透視與現實反思

■劉新如

一個有自省精神的民族，才有遠大的未來。

70年前那場改變中國和世界歷史進程的戰爭，給我們留下了太多值得回味的東西。

今天，我們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不僅要重溫勝利的榮光，激發民族的驕傲和自豪。而且要反思歷史的“痛點”，銘記民族的恥辱和教訓。

應該說，“漢奸現象”就是抗戰期間中華民族最大的“痛點”。我們贊美近代中國百年沉淪后的民族覺醒達到了空前的程度，無數中華義士用生命和鮮血譜寫了氣壯山河的反抗外來侵略的英雄史詩，但也不能忘記，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多少民族敗類變節投降、賣國求榮，認賊作父、助紂為虐，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奇恥大辱的一筆。直到今天，抹黑英雄、洗白叛徒、為漢奸“翻案”的奇談怪論，仍在挑戰我們的價值和道德底線。

歷史因多元、復雜而愈顯其波瀾壯闊。重新審視歷史的創痛，晾晒民族虫蠹發霉的一面，深刻反省“漢奸現象”，徹底掃除美化漢奸的霧靄，對於培塑國人的民族氣節和民族精神，牢固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聚起實現中國夢強軍夢巨大精神力量，無疑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

溥儀訪日。

沉渣泛起

——民族抗戰中的一股歷史逆流

電影《地道戰》裡有一個耐人尋味的場景——民兵隊長高傳寶在大槐樹下敲鐘傳達情報：來犯的有“一百多鬼子，二百多偽軍……”對這一傳為笑談的鏡頭，我們又怎能一笑了之？

要說“漢奸”，顧名思義得從漢朝講起。據清人《漢奸辨》雲，“中國漢初，始防邊患，北鄙諸胡日漸構兵。由是漢人之名，漢奸之號創焉。”

作為一個王朝，“漢”成了中國第一個具有帝國形式的穩定實體，作為帝國子民一個文化符號——“漢人”，其奸細自然被稱為“漢奸”。

漢奸是一個特定的歷史概念。按照《辭海》定義，漢奸原指漢族之變節敗類，后演變為“中華民族中投靠外國侵略者，甘心受其驅使，出賣祖國利益的人”。

漢奸的鼻祖，當屬漢文帝時和親匈奴的陪同侍臣中行說（音讀“月”）。此君為報私憤一到匈奴就投降了單於，為其出謀劃策，“對症下藥”地對漢朝進行軍事襲擾，甚至直逼長安城下，一時成為大漢王朝的“心腹之患”。

鴉片戰爭時期，出現了中國近代意義上的漢奸。到了清末中國淪為半殖民地時，媚美、英、法、意、葡、西諸列強之各色漢奸多了起來。

中國近代史是一個造就英雄的歷史，也是一個出產漢奸的歷史。隨著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爆發、日本對華侵略的屢屢得手，“漢奸現象”的歷史沉渣泛起滔滔濁浪。

1932年3月，偽滿洲國在長春成立，清王朝末代皇帝溥儀被日本人扶上了“執政”寶座，再一次心甘情願當上了“兒皇帝”，這是近代列強入侵中國以來第一個以國家面目出現的漢奸偽政權。

1938年12月，身為國民黨二號人物的副總裁汪精衛，竟然從陪都重慶出逃越南河內，公開發表“艷電”叛國投敵，並於1940年3月在日本軍刀支撐下成立汪偽“國民政府”，做了近代以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漢奸。

偽維新政府行政院院長梁鴻志(前左)與華北漢奸首領王克敏(前右)在南京的集會上。

在此之前，以王克敏為首的偽華北政府、梁鴻志為首的南京“維新政府”，以及內蒙德王偽蒙政權和冀東自治政權就已粉墨登場。而汪精衛的特殊身份有一定的“號召力”，再加上日汪的狼狽為奸、軟硬兼施，一時間大大小小的漢奸如過江之鯽，形形色色的偽政權似一簇簇“惡之花”，綻開在飽受侵略者蹂躪的神州大地上。

驚回首，1938年偽軍數量已達78000人，汪精衛投敵后，大批國民黨軍部隊投入偽軍序列，偽軍數量迅速上升到145000人。整個抗戰期間，中共抗日武裝殲滅偽軍將近120萬，日本投降時尚有偽軍146萬、偽警察40多萬，再加上偽滿洲國軍、偽滿警察等，總數至少在300萬以上，數量比侵華日軍還多。

國家危難，大廈將傾。無數精忠報國的壯烈之士慷慨赴死,而這些生長在中國土地、喝著祖國乳汁長大的無恥之徒，卻背叛了祖國和人民，充當日本法西斯侵華的“狗腿子”，干起了禍害同胞的罪惡勾當。

然而，漢奸余孽阻擋不了民族覺醒和抗爭的大潮。正如魯迅先生當年有感於九一八事變，在《沉渣的泛起》一文中深刻指出的，日寇入侵猶如攪動了停滯的池塘，各色“沉渣”——包括漢奸政客，都翻騰出來顯示自己的存在。但沉渣終究是沉渣，終究還要沉下去。到頭來，一個個漢奸賣國賊被押上了歷史的審判台，落得身敗名裂、遺臭於世的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