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將：島鏈封鎖困不住中國 不宜看得太重

朱文泉上將

“據不完全統計，當前全球85個國家之間存在著83處約410余個島嶼(半島、礁岩)爭端。從太平洋的三個‘陰影區’到大西洋的‘十字架’、印度洋的‘邊緣風暴’以及極地的‘爭先恐后’，都在昭示著一個嚴峻的現實：島嶼戰爭的烽煙依然在飄蕩。”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原司令員朱文泉上將最新專著《島嶼戰爭論》的開篇對目前全球島礁爭端的總體評述。這種判斷和中國周邊東海、南海方向所面臨的緊張局勢非常吻合。作為中國軍隊的高級將領，朱文泉為什麼要寫這套書，他對於目前中國面臨的島嶼爭端如何看待，中國又該如何破局呢？帶著這些問題，《環球時報》記者日前對朱將軍進行了專訪。

為“打贏大中型島嶼戰爭”提供理論支持

環球時報：您為《島嶼戰爭論》一書花了整整七年時間。在動筆之初，中國周邊的島嶼問題還沒有現在這麼受關注，您決定寫這本書的原因是什麼？

朱文泉：2007年9月1日，按照中央軍委的安排，我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當時我就表態，司令員不當了，要當一個研究員，繼續研究島嶼作戰問題。小平同志曾講過，20世紀80年代要抓三件大事：一是反霸權，二是發展經濟，三是解決台灣問題。但到2007年我寫這本書時，台灣問題還沒解決，到現在也沒解決。作為軍事干部，我寫這本書就是為打贏大中型島嶼戰爭提供理論支持，為未來解決台灣問題出一把力。解決台灣問題，中央的方針很明確：一國兩制，和平統一。這是我們的願望，也是最理想的結局。但台灣有分裂勢力存在，武力這一手不可不備。

老百姓有和平時期，但軍人沒有和平時期，有的只是戰爭間歇。我在第31集團軍、第1集團軍任職時都在研究島嶼作戰問題，后來又開始研究電子戰，到南京軍區任參謀長和司令員之后，仍然聚焦於大中型島嶼作戰，研究的范圍也更加廣泛。我要將積累了幾十年的理論研究經驗和實踐經驗，寫下來交給正在“行軍中”的年輕官兵們，讓他們站在我的肩膀上前進。

我們國家是沿海國，如果不重視海洋，不重視海、空、天武裝力量建設，不走現代化發展道路，不解決制信息權問題，我們國家還存在著受二茬罪的危險。我寫《島嶼戰爭論》就是要用歷史提醒國人和軍隊保持警醒，保証我們的子孫后代不受帝國主義侵略蹂躪那樣的“二茬罪”，防止“安樂死”。

環球時報：島嶼戰爭有哪些特殊要求？

朱文泉：研究島嶼戰爭相比研究一般戰爭而言開的口子比較小，主要以島嶼和島礁為主要研究對象，但又不局限於島嶼，而是以島嶼為平台，研究戰爭的整體面貌。島嶼戰爭的內核小，外延大。也可以說成“肚臍小，肚子大”。什麼是島嶼戰爭，解放軍軍語中沒有這一詞條，我將它歸納為：圍繞島嶼(半島、瀕海地區)攻防作戰所展開的一系列戰爭行為的總稱。主要包括登島(陸)作戰、島(陸)上進攻作戰、島(陸)上防御作戰，也包括島嶼封鎖作戰、信息火力作戰以及在該戰略指導下展開的海戰、空戰、天戰、陸戰等。

島嶼戰爭和普通戰爭相比，特殊要求主要包括五方面：一是組織指揮特別復雜，二是戰場環境要求特別高，我在書中提出戰場環境“四象”理論，即天象、海象、氣象和島(陸)象。島嶼作戰光講海況和氣象是不夠的，還要掌握島上的情況、沿海陸地的情況、太空的情況。三是保障特別復雜。島嶼戰爭因為隔著大海，海上輸送速度慢，目標大，很容易遭受打擊。而空中輸送能否開辟空中走廊，以及如何保証空運安全等都是需要研究的問題。四是要統籌好島上和島外兩個戰場。指揮員要集中注意力解決島上作戰問題，同時要組織好島外戰場的太空、海空信息、火力支援和后勤裝備補給問題。島嶼作戰必須奪取海上的制空、制海、制信息權，我把它稱為“戴帽”、“砌牆”、“支傘”。五是海上作戰更要利用好國際法，包括國際海洋法公約。我們軍隊的指揮員出國少，在聯合國和區域組織任職經歷少，更沒有海外作戰的實踐，運用法律手段進行斗爭的理論和實踐經驗自然也就比較少，所以《島嶼戰爭論》用八篇文章寫國際法及其運用問題，希望軍隊能夠改變當前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