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虎城為何長期未獲中共信任【2】

　　1928∼1935年，中共認為在楊虎城軍隊中的“唯一責任”，“仍應是破壞他們的力量”

　　在對楊虎城的示好持不信任態度的同時，基於“軍閥皆反動”的判斷，加上認為“楊虎臣（即楊虎城）勾結蔣介石將要清黨，非常明顯”。

　　1928年2月18日，中共中央指示河南省軍委在處理楊虎城等部隊的工作問題時，應該“在此軍隊中的唯一責任，仍應是破壞他們的力量……決不要因為師長、旅長、團長中有了我們幾個同志或者某軍長某師長等傾向我們，便夢想我們可掌握這些部隊隨意欲為。或更幻想為我們的力量來鞏固這些部隊，以便掩護工農運動甚至發動工農運動，這都是機會主義的見解”。現在的任務“是時時准備一連一連，一排一排或個人拿起武器，到工農群眾中去，幫助工農暴動”。

　　這樣，1928年4月8日，皖北特委策動劉集起義，但很快遭到失敗。但中共並沒有放棄努力，之后針對楊部的暴動、兵變不斷，計有舞陽暴動、靖遠兵變、兩當兵變、蒿店兵變、耀縣起義等，以至到1936 年楊與中共代表談判時明確提出希望中共“不要煽動他的部隊嘩變”。這些兵變和暴動無疑加深了中共和楊虎城之間的矛盾。

　　楊虎城“對中共當時政策接受不了”，轉投蔣介石，中共號召“推翻楊虎城軍閥統治”

　　隨著入黨被拒和不斷發生的兵變、暴動，楊虎城對中共的表現很是失望， 楊自己回憶說：“1927 年大革命失敗之后，國民黨日益走向反動，我把國家民族的希望和我們部隊的前途寄托在共產黨身上，因此有了皖北的合作。皖北暴動失敗后，一個長時間我對共產黨雖沒有失望，但對中共當時的政策接受不了。”

　　因此，當1928年秋中共派人游說楊虎城反蔣並希望楊帶領部隊靠攏蘇區時，楊虎城權衡利害得失，便決定與中共保持距離了。（轉引自《楊虎城研究》，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頁。）此后，楊虎城先后依附馮玉祥和蔣介石，充任十七路軍總指揮、陝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綏靖公署主任等重要職務，成為西北地區的國民黨軍政大員。

　　這一階段中共對楊虎城的基本判斷始終沒變，認為其在政治上是與中共對立的“小軍閥”，在局部問題上與中共時有合作與妥協，帶有很大的投機成分。

　　《陝西省軍委報告》也指出，“楊虎臣對於革命本來是動搖不定的，當其困於太和無出路時，便想與我們接近，但土地革命的艱巨工作，他決然不能勝任，所以一經蔣介石派人拉攏、挑撥，感覺槍械沒有出路，遂公開的向我們聲明，要到南京去……（楊）普遍的在軍中清黨”。

　　《中共陝西省委為雙十節告陝西民眾書》（1931年10月10日）也曾宣傳說：“去年國民黨軍閥楊虎城入關后，一切情形和馮玉祥時代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營業稅、特種稅、土地登記稅、民團費、清鄉費，各種壓榨搜刮、攤派剝削、逮捕監禁，都是照舊。”

　　中共陝西省委視楊為反動軍閥、劊子手，因此號召“暴動起來，推翻楊虎城軍閥統治”，命令在楊虎城部隊中工作的中共黨員不斷對楊部進行“瓦解兵變”，對於那些不願意執行命令的黨員就給他們扣上“叛徒”“托派”的帽子。

　　此外，還有一些其他的沖突，比如楊虎城入主陝西后決定興修楊虎城戎裝照。修水利，召回了陝西著名的水利專家李儀祉，另外還從德國重金聘請了兩位水利專家，但是中共山西省委負責人杜衡卻派人刺殺了兩個德國專家，並且宣揚這是反帝行動。

　　1933年，杜衡還固執地放火燒掉了具有千年歷史的香山寺，說這是反封建。這些舉動造成了不好的輿論影響，也對中共和楊虎城的關系產生了極大的破壞。

　　楊虎城雖與中共齟齬不斷，但仍不願與中共正面沖突，因此其在主政陝西時對中共仍是照顧有加。比如，1931年劉志丹、謝子長在陝北搞土地革命，楊通過杜斌丞資助劉部槍支和金錢。劉志丹在鄰縣被捕時，楊命南漢宸把劉接到西安秘密釋放。由於楊的保護，中共在楊部的組織一直秘密存在並迅速發展。如張漢民任團長的警衛團，1934年全團有中共黨員200多人。

　　1935年成立的綏署特務第二團有中共黨員近300名。國民黨特務宋志先曾說：“江西是共產黨集中的地方，但那裡紅是紅，白是白，紅白分明，工作比較好辦。西安這鬼地方是紅白不分。不少人做的是國民黨的官，吃的是國民黨的飯，卻說的是共產黨的話，甚至做的是共產黨的事。” 這也可以看出楊對中共的確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