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虎城為何長期未獲中共信任【3】

　　西安事變前后，楊虎城也未獲得延安的徹底信任

　　1935年，楊虎城對中共態度冷淡，毛判斷“楊怕蔣特甚，一時當難建立積極關系”。1935年，隨著中央紅軍長征北上陝西，中共殷切希望與坐鎮陝西的楊虎城部改善關系，以便自己在陝西立足。

　　同時，毛澤東分析認為楊虎城所轄“十七路軍是典型的地方勢力，要擴大實力，控制地盤，對抗南京。楊虎城和中下級軍官有反蔣抗日思想。這支非蔣嫡系部隊，受蔣排斥。蔣把他們驅上反共戰場，是想達到兩敗俱傷的目的。他們與蔣的矛盾不可調和”。因而，聯合楊虎城共同反蔣還是很可能的，為此中共採取了兩大措施。

　　一是停止暴動。1935年2月，中共中央局派汪鋒由上海回陝時指示說：在楊虎城部的共產黨員，“在任何情況下，沒有中央局的指示不能起義，要留待將來紅軍進攻大城市時再行動。那時，搞裡應外合，能起更大的作用”。

　　1935年11月，毛澤東派汪鋒代表紅軍與十七路軍談判，指示說：我們不能實行那種狹隘的關門主義政策，國內政策要作適當的調整。

　　1936年9月，周恩來指示汪鋒：“抗日要聯合多數。凡是同我黨素有來往的國民黨部隊，我們就不在其中搞起義、搞兵變、搞分裂、搞瓦解，而要做好團結的工作……對楊虎城的部隊，隻能搞團結，不能搞分裂，更不能拉出隊伍合到閻（揆要）團來，我們絕不背著楊虎城把他的隊伍拉出來擴大紅軍。”而此時距離西安事變的發動僅剩三個月。

　　二是利用楊虎城與蔣介石、張學良的矛盾瓦解他們的關系。毛澤東、彭德懷於1935年12月5日致信楊虎城說：“張學良賣國成性……乃聞閣下之孫、馮兩師，亦由陝南向陝北開進，誠不識是何居心？如言保境，則鄙軍並無問鼎長安之謀。如言進攻紅軍，則不計何立中、劉翰東、牛元峰、沈克等之慘敗，寧不計唐嗣桐， 張漢民之覆撤。如言陝西，則閣下臥榻之側，眈眈者究是何人？蔣介石四十余團久已深入陝甘，張學良主力近更陸續入陝。邵力子手無寸鐵，閣下已炎之惴惴不安，倘易之何柱國或張學良手下任何一人，則閣下之靖綏主任、地方權力，當有存乎？馮欽哉已為蔣介石拉去，孫蔚如能保其不為馮欽哉第二乎？”

　　毛澤東在給楊虎城的密友杜斌丞的信中也告誡楊虎城說，陝甘地方勢力，如果不跟紅軍合作，則必然完全受蔣、張控制，以致盡失容身之所：“蔣、張勢力布滿陝甘，楊虎臣先生如處瓮中，舉手投足受其宰制，危險情形不可言論。為今之計，誠宜急與敝方取一致行動，組成聯合戰線。敝方願在互不攻擊的初步條件下，與虎臣先生商洽一切救亡歷史圖存之根本之計。日本軍力現已發動平津，控制之后，轉瞬即及山陝。蔣雖讓出陝甘地方政權於張學良，但蔣之四十余團兵力仍實際的控制陝甘。張學良主力入陝，一面固為對付紅軍，一面實欲對付虎臣先生。臣榻之側，勢浹然也。如得先生居中策劃， 以共同作戰對付公敵為目標，則敝軍甚願與虎臣先生諒解，逐漸進到共組抗日聯軍、國防政府之步驟。先生為西北領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干。是在今日東北軍中如沈克等，均應與之聯合。甘肅鄧寶珊亦為絕無出路之人，敝軍亦願與發生關系。聞先生與之有舊，能為先容，曷勝禱企。”

　　然而，楊虎城此時對中共雖然多有照顧，但對中共的這些示好舉動卻並不感興趣。1935年底，毛澤東派汪鋒去見楊虎城，楊似乎有意不與中共中央發生任何關系，表現得非常冷淡。1936年4月中旬， 毛澤東又派王世英去西安找楊虎城，楊竟推諉不見。這些都使中共領導人對楊的可靠性產生了懷疑，毛澤東斷定：“楊虎城怕蔣特甚，一時當難與我們建立積極關系。”

　　據中共特使王世英后來回憶說：實際上，楊虎城封存有兩大疑慮：一是“害怕暴露，因為他部下有一個師長叫馮欽哉，同蔣介石有勾結”。還“害怕與我建立合作，其部隊群眾為我爭取，及害怕蔣發覺而遲緩。楊膽子很小”。二是“因紅四方面軍、紅二十五軍與十七路軍曾訂有互不侵犯協議，紅軍片面毀約，楊恐共產黨不能遵守信義”。楊虎城的態度與當時一批試圖與中共保持秘密聯系的地方軍閥相似，他們一方面到處給自己留下后路，願意與中共保持接觸，另一方面又不願同中共明確合作反蔣的關系。

　　因此王世英評價說，這種人“凡事謹慎機警，鬼心眼兒特別多，深恐上當，於己不利或削弱他的力量，把他的攤子搞光，地位弄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