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亞洲上將:抗戰不僅是軍事上的勝利 還是精神的勝利【3】

　　（八）

　　日本宣布投降后，武漢市民涌上街頭慶祝抗戰勝利。（資料圖片）

　　精神一變天地寬。中華文明浩瀚如海，一旦撥亂反正，它的大氣象和大氣魄就顯現無遺。這一點，日本就顯得局促多了。中國是日本的文化母國。就連最著名的右翼反華分子石原慎太郎也不得不承認，一翻開唐詩宋詞，心中就涌起一縷鄉愁。這是一縷文化的鄉愁。中國人和日本人雖然語言不通，但可以通過筆談溝通，而我們與很多少數民族就不行。這說明日本在文化上是中國的下游。抗日戰爭，中日兩個民族除了在精神上對決外，就是在格局上對決。中國重新成為日本的老師。日本是個島國，眼光不開闊。毛澤東的眼光則掠過千山萬水。毛澤東看到，甲午戰爭時，日本始終是攥著拳頭對付中國的，而中國卻如張開的五指，極易折斷。中國不能產生合力的深層原因有兩個，一個是農耕文明，自給自足。隻有個人，沒有集體﹔二是精神世界封閉，不相信他人。民族的出路在於團結。《義勇軍進行曲》就是團結的沖鋒號。它至今仍是我們的國歌。誕生於延安的《黃河大合唱》是最華麗的樂章。毛澤東還摒棄前嫌，果斷地建立統一戰線，國共開始合作。中國團結之日，就是日本衰敗之時。日本軍閥此時認為不能再拖了，於是匆忙發動全面戰爭。當時，八路軍的武器還不如甲午戰爭時的清軍，但軍事思想非常先進，連美軍都派人到延安學習八路軍的軍事思想。毛澤東不僅是戰爭大師，更是戰略大師。日本是一個強盛國家時，毛澤東堅決拒絕與其談判，甚至不承認它是一個國家﹔日本戰敗后，成了非正常國家，毛澤東反而主動與其交往。抗日戰爭最艱苦時，毛澤東在《研究淪陷區》和《目前形勢和當前的任務》中兩次指出，日本妄圖“消滅中國人的民族精神”。他對抗大學員說：“我們‘抗大’人，不能有一個是不抗戰到底的！不能有一個是不反對投降的！”他提出“論持久戰”，是精神上的長征，也是大戰略。毛澤東是以思想家的眼光去把握戰爭風雲大勢的，能夠高屋建瓴地抓住問題本質，而他手下將領如彭德懷、劉伯承等，則從另一個角度對待戰爭。他們的戰爭智慧，體現在對戰爭細致過程的見解上。劉伯承、彭德懷起自行伍，有很深的連排長情結。他們對局部細節的追求，完全是一種連排長的眼光。毛澤東善於把大仗當小仗打，他們善於把小仗當大仗打。理解一個士兵，懂得一個排長、一個連長，也能贏得一場偉大的戰爭。

　　我研究過日本陸軍大學和海軍大學。這兩所大學成立於明治維新時期，一直特別重視對戰役的研究，反而對戰略不甚看重。日本軍事院校至今還津津樂道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某些戰役。戰略需要哲學。毛澤東指出，日本是沒有哲學的。戰略要有全局，日本則特別看重局部。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幾乎打贏了每一場戰役（太平洋戰爭后期除外），可是輸掉了整個戰爭。它太看重勝負，於是隻有小勝，沒有全勝。毛澤東從不看重勝負，他總是從事物的本質入手，時或舉重若輕，時或舉輕若重，格外大氣。抗日戰爭勝利五年后，他就揮師入朝，對抗世界第一強的軍隊，就是戰略大手筆。彭德懷擲地有聲的那句名言“不過解放戰爭晚勝利了幾年”，何嘗不是毛澤東的精神寫照？毛澤東還說：要把中國軍隊建成世界第二強的軍隊。他的胸懷比宇宙大，又幽默得緊。遍數日本，不要說沒有毛澤東這樣的大家，連劉伯承、彭德懷、鄧小平這樣出色的統帥也沒有。山本五十六是日軍的另類了。用航空母艦偷襲珍珠港是他的杰作。70多年前，他就知道空中決定論，仿佛觸摸到了現代戰爭的本質。其實，這個神來之筆只是他一時沖動的結果。他居然沒有理解自己這一獨創戰法的劃時代意義。他仍然把目光投向大炮巨艦。就在偷襲珍珠港后不久，日本造出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戰列艦，7萬噸的“大和”號。僅這一艘艦的噸位就超過了中國海軍全部艦船噸位的總和。反而是被他打得滿地找牙的美國人從慘敗中捕捉到了勝利之光。美國人把目光投向了天空。從此，美國人給戰爭插上了翅膀。

　　（九）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中國成為廢墟，“國在山河破”，但精神上獲得重生。這個古老的民族開始了新的生命歷程。戰爭沒有在日本本土進行，因此，日本是“國破山河在”。這個“國破”不僅指一般意義上的國家滅亡，還指一個民族在精神上的死亡。日本民族的精神在這場戰爭中遭到重創，其完整性直到今天也無法恢復。美國佔領日本，主要還不是軍事意義上的佔領，而更看重精神上的征服。麥克阿瑟飛往東京時，隨從問他帶不帶槍，他說：“什麼也不帶，就空手去，這樣對日本人更有震撼力。”結果，日本人看見麥克阿瑟，就像看見神一樣。日本外相重光葵到“密蘇裡”號簽署投降書的前一天，裕仁天皇對他說：“你要把明天當做日本新生的第一天，所以你要趾高氣揚地去簽這個字。”裕仁大大低估了美國人。美國戰后對日本進行改造，主要是在精神上瓦解和壓制這個民族。美國人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這個東方民族頭上。事實証明，東方民族西方化是不健康的。美國利用雅爾塔體系把日本打回到了明治時期的起點。它是不是想讓大和民族也回到最初的起點呢？

　　70年來，日本右翼政客每次參拜靖國神社，骨子裡都有挑舋美國的意味，因為那些甲級戰犯正是被美國人逮捕並處死的，但美國沉默如山。它在日本駐有重兵，而且都在戰略要沖。70年前兩顆核彈爆炸的巨響聲猶在耳邊。美國根本不怕日本鬧事。美國成功了。日本輸得服服帖帖。美國佔領世界那麼多地方，無論在阿富汗，還是在伊拉克，襲擊無日無之，隻有在日本一次也沒有發生過這種襲擊。不錯，日本是如裕仁期望般“新生”了，但這是在美國人強勢主導下的“新生”。日本成了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一枚棋子，再也沒有了對弈者的身份和心態。明治時期的精氣神一點兒也沒有了。2011年日本發生大地震，東京劇烈搖晃，一棟棟大樓都“吐出”滾滾人潮。一位中國作家寫道：“大街上全是人。他們都在一種異樣的沉默中緩緩移動腳步。打個不恰當比方，好像遺體告別儀式時那種靜默和步履。雖然沒有哀樂，但所有人腳步移動的節奏都是一致的、有序的。上百萬人在一步一步往家的方向走。”有人贊賞這種狀態，認為日本人井然有序。我卻不這麼看。從這種舉動中你難道看不出壓抑和窒息嗎？這是萬眾一心嗎？這是萬人一面。明朝人在揚州和嘉定不也都出現過類似情景嗎？人一旦成了機器還叫人嗎？恰恰是兩個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民族都被人稱為“機器民族”，難道其中有什麼深奧之處嗎？我經常研究日本人的名字。從日本人名字的變遷中可窺一二。明治時期，日本人的名字大都英氣蓬勃，如伊藤博文（君子博學於文）、山縣有朋（有朋自遠方來）、夏目漱石（枕流漱石）、大隈重信（民無信不立）、宮崎滔天……上世紀初，還是中學生的毛澤東給宮崎滔天寫了一封信，上來就稱呼道：“白浪滔天先生。”我想毛澤東一定注意到了日本姓名的不凡之處，否則他不會這麼叫。這些鏗鏘的名字已經離今天的日本人遠去了。

　　抗日戰爭過去70年了，日本仍有些人對戰勝了他們的中國人民耿耿在念，這是日本民族精神矮化的一個重要標志。哪有一個戰敗國，對徹底的戰勝國——原諒並寬恕了自己的戰勝國，這個戰勝國還放棄了戰爭賠款和對日本的佔領——過了70年，還充滿了怨婦般的憤恨？中國人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人，對日本人是寬宏大量的。抗日戰爭中，由於精神的轉換，中華民族已成為精神的強者和巨人，所以才寬宏大量。對待歷史的正確態度是：不能忘卻，可以寬恕。新華社記者穆青曾是八路軍120師的干部，一次，他隨部隊攻佔了日寇的一個炮樓，在炮樓角落裡發現了兩個大木箱，打開后，竟是被日本鬼子剁下來的人手，有大人的，也有孩子的，滿滿兩箱子。穆青所在連的連長是個身經百戰的老紅軍，也禁不住捂住嘴蹲下身去。戰士們都哭了。國民黨遠征軍將領孫立人在緬甸作戰，俘虜了不少日本兵，部下請示他如何處理，孫立人說：“這些狗雜種，你再審一下，凡是到過中國的，一律就地槍斃。今后就這麼辦！”國民黨軍也同日本人打了不少仗，多是敗仗。但敗仗也是仗，至少是打了仗。不過在對待日本俘虜問題上，就遠比不上共產黨人了。在八路軍的隊伍裡，有不少日本反戰同盟的成員，他們大多數是被俘虜的日本士兵。后來，他們當中很多人隨共產黨從東北打到海南島。在國民黨軍隊中就沒有聽過這種事。華盛頓說：“如果一個民族長久地仇恨和崇拜另一個民族而無法自拔，這個民族心理上就是奴隸之邦。”日本不對戰爭罪行道歉，繼續仇恨中國人民，它在精神上就永遠是侏儒，永遠是心理上的弱者。1973年，已經80歲的毛澤東曾評價日本：“是個沒有安全感的國家。”也許道理就在於此。

　　劉亞洲 安徽宿縣人。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政委，空軍上將，畢業於武漢大學英文系，參軍后歷任排長、副連長、軍委辦公廳干事、師級單位政委、軍區空軍政治部主任、軍區空軍政委、空軍副政委等職。（來源：參考消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