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亞洲上將:抗戰不僅是軍事上的勝利 還是精神的勝利

　　1919年5月7日，五四運動中被捕的部分北京高校學生獲釋，學生們在返校時拍照留念。（資料圖片）

　　7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誕生94周年的特殊日子，本網特別刊發國防大學政委、空軍上將劉亞洲撰寫的《精神——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一文，既作為“勝利的啟示——軍事名家談抗戰”大型系列報道的收官力作，也作為另一組大型系列報道“父輩的抗戰”的開篇鴻文。我們“父輩”的抗戰勝利不僅僅是軍事的勝利、政治的勝利，更是精神的勝利。為紀念抗日英雄，弘揚抗戰精神，重鑄民族之魂，本報與新華社解放軍分社繼續聯合策劃“父輩的抗戰”大型系列報道，邀請30多位著名抗日將領、英烈、社會知名人士和國際友人的后代，撰文回憶70年前父輩的抗日故事，追思父輩的豐功偉績，講述父輩對后人的深刻影響。現將全文內容摘轉如下：

　　（一）

　　習近平主席指出：“新的歷史條件下，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要大力弘揚偉大抗戰精神，不斷增強團結一心的精神紐帶、自強不息的精神動力，繼續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奮勇前進，不斷以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成就告慰我們的前輩和英烈！”

　　精神是一個民族的文化氣質和文化品格，它深刻地影響著民族的生存發展。抗日戰爭的勝利不僅是政治上的勝利，也不僅是軍事上的勝利，而且還是精神的勝利，因此也是文化的勝利。文化的核心是精神。

　　（二）

　　中華文明曾經是世界最優質的文明。中華文明的青春期在先秦。那時候，每一個中國人都活得神採飛揚，有滋有味。男人特別陽剛，女人特別嫵媚。百家爭鳴，思想茂盛。不料，一個叫嬴政的男人毅然斬斷了中華文化的臍帶，於是他以后的男人們都漸漸雌化了。秦代留給我們最壞的遺產是，把思想的對錯交給權力評判。漢武帝走得更遠。他真的把一個最優秀的中國男人閹割了。這一道深深的刀口，是中國歷史特殊的符號，也是一個裡程碑式的事件。自那以后，中國再也沒有出現過偉大的思想家。至明清時情況更為惡化。龔自珍用“萬馬齊喑”形容中國明清之際的社會，真是再貼切不過了。他還說，今日中國，朝廷中見不到有才華的官員，街頭見不到有才華的小偷，民間連有才華的強盜都沒有。

　　中國人失去了原有的精神。千載以降，無論他們的身體呈現何種形態，靈魂都永遠跪著。他們如螻蟻般卑微地生活著。他們隻會匍匐，無論在皇權面前，還是在外國侵略者面前。這一狀況到中日甲午戰爭時達到了巔峰。日軍進攻遼東，清軍有5萬人，日軍比清軍少，不到10天，遼東全線潰敗。旅順要塞，固若金湯，清軍隻守了一天，日俄戰爭中俄軍守了近一年。日本軍醫檢查清軍傷口后提交的報告中寫道：“從清兵的創口來看，射入口大抵在背后，自前面中彈者極少。”顯然這是逃走時中彈的。南京大屠殺時，十幾個日本兵押解上萬名俘虜去屠殺，竟無一人反抗，連逃跑都不敢。如果有人帶個頭，用腳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餅了，可這個人永不出現。甲午戰爭后，甚至連清朝的屬國朝鮮也做起了瓜分中國的美夢。朝鮮《獨立新聞》1896年發表文章稱：“但願朝鮮也能打敗清國，佔領遼東和滿洲，獲得8億元賠償。朝鮮人應下大決心，爭取數十年后佔領遼東和滿洲。”

　　（三）

　　中華文明有一個特點：中華民族一旦遭遇外侮，就會迸射出自強之光。中國總是在接近谷底時獲得重生。甲午一役，中華民族走到了懸崖邊。一個人隻有站在懸崖邊才會真正堅強起來。一個民族也一樣。斷了退路才有出路。最慘痛的沉淪造就了最輝煌的崛起。中國被日本打敗后，一個奇怪的現象出現了：大批中國有識之士源源不斷涌入日本，開始了向日本學習的過程。兩千年來，一直是日本學習中國，什麼都學，用過去的話說叫“唐化”，用現在的話說叫“全盤中化”。看看京都和奈良的建筑，給人一種寧靜、沉穩的感覺。連房屋的顏色都以灰色調為主。那是唐朝的基調。日本人學中國太凶，以至於認為自己成了中國。1870年中日兩國進行談判時，中方代表要求日本稱清國為“中華”，日本堅決不答應，說：如果稱你們為“華”，那我們不成“夷”了？談判因此差點破裂。

　　對華戰爭的鼓吹者福澤諭吉在甲午當年撰文《日清戰爭是文明和野蠻的戰爭》，和他同一時期的植村正久則稱：“要把日清戰爭作為精神問題”，“這是新舊兩種精神的沖突”。甲午以來，日本人看中國的眼光變了，說話的口氣也異樣了。中國當日本的老師兩千年。日本當中國的老師近百年。今天我們的語言甚至都受日本影響極大。像“干部、路線、社會、民主”這些最常用的名詞都來自日本。這些名詞佔了現代漢語社會名詞的70%。如果刪掉這些名詞，很難寫出一篇現代文件。不過，我認為這是日本對中國的反哺。

　　更重要的是，這批遠赴東洋的志士在那裡初識了“德先生”和“賽先生”。這兩位先生讓他們的精神為之煥然一新。他們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秋瑾、陳天華、周恩來和魯迅。有人說，近代中國歷史的轉換在兩個女人手中完成，一個是秋瑾，一個是慈禧。1907年7月，秋瑾在紹興古軒亭口英勇就義，她喟嘆：“忍看眼底無餘子（男人），大好河山少主人。”而一年后，這片河山的真正主人慈禧也撒手人寰。陳天華則在寫出了《猛回頭》這篇呼喚中國人精神的檄文之后蹈海自盡。陳天華求死，是“恐同胞之不見聽或忘之，故以身投東海，為諸君之紀念”。以一己之死，求國家興隆，中國不滅。在這些辛亥革命黨人身上，依稀可見日本武士的影子。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魯迅。他到日本原本是學醫的。在選擇拯救中國人的精神還是拯救中國人的肉體上，他毫不猶豫地挑了前者。不過我認為他仍然是一個醫生，他想的是如何醫治一個國家的病。世界上，有些人專門留下腳印，有些人專門研究腳印。魯迅就是專門研究腳印的。我覺得他說過的一句話可以成為他全部著作的概括：“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魯迅常常提到三個問題：一、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最差的地方是什麼？三、為什麼會產生這些病根？三個問題都指向精神層面。魯迅看到，中國人最大的問題是：沒有信仰正是有些人的信仰。毛澤東是激賞魯迅的。他常常稱魯迅是“我們的魯總司令”。他說我們有兩支軍隊，一支拿槍，一支拿筆。拿槍的軍隊總司令是朱德，拿筆的軍隊總司令是魯迅。毛澤東和魯迅在精神上絕對是相通的。

　　（四）

　　在那之后，又是因為日本人的緣故，北京爆發了五四運動。這次運動，既是對日本的再批判，又是對日本的再學習。批判，是抵制它滅亡中國的狼子野心﹔學習，則是從一個民族的身上看到了另一個民族的背影，使中國在精神和文化層面上獲得涅槃。至此，中國對由日本帶來的災難而進行的反思達到了最高峰。日本侵略過亞洲那麼多國家，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進行過反思。韓國前總統盧武鉉說：“與日本這樣的國家為鄰，是韓國人的恥辱。”可惜韓國人的認知隻走到這裡就止步了。韓國離日本更近，但始終沒有出現過大規模浮海求學的場景。五四運動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思想戰爭。它差不多算是一場文藝復興了。五四運動的真諦在於，隻有人的站立，才有一個民族的站立。天地之間人為尊。尤其應指出的是，這場運動不僅僅是一場精神的啟蒙，它還為民族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准備了一大批民族精英。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這場運動的尾聲，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這是五四運動最偉大、最美麗的果實。五四運動告訴我們，隻有偉大的民族才有自我反省的能力。隻有意識到自己責任的民族才是偉大的民族。一個日本人也看到了這一點，他說：“如果中國徹底覆亡，東方各國也就沒有了希望。如果中國能夠勃興，東方各國救助有望。嗚呼，中國問題實乃東方之大問題。”（宮崎滔天《三十三年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