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性永遠是軍人的脊梁

軍人要有血性，我說的血性就是戰斗精神，核心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自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國門的那一刻起，中國軍人這一特殊的群體就被推向了時代的前台，“執干戈以衛社稷”成為一代代軍人為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不懈奮斗的價值追求。

家國破碎，民族危亡，激起中國軍人“知恥振邦”的血性，他們以“一身報國有萬死”的犧牲精神踐行著“捧生命以守國”的拳拳忠心，以“須把乾坤力挽回”的責任擔當實現了“血復河山”的錚錚誓言。從舊中國的積貧積弱到新世紀新階段中華民族的和平崛起，中國軍人用血性之光撐起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脊梁。

面對強敵，敢不敢決死一戰，是對一支軍隊血性的拷問——

沒有血性，兵力再多也難打勝仗

1840年6月，英國侵略者依靠48艘艦船、540門大炮和4000名士兵（后增至1.5萬余人）組成的一支“東方遠征軍”侵略中國。兩年多的時間內，清政府共調動十多萬兵力抵抗，先后有1名總督、2名提督、7名總兵、2名都統以及數千名士兵戰死沙場，而據英方統計，英國遠征軍的戰死人數卻不足百人。

1894年7月，改變中日兩國命運的甲午戰爭爆發，歷時近10個月的戰斗中，清軍投入兵力25萬，陣亡31500人﹔日軍投入兵力約17萬，傷亡13300人。被冠以“世界第六、亞洲第一”的大清北洋水師全軍覆沒。

1937年7月，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此后的八年抗戰期間，國民黨軍隊共進行大規模會戰22次，重要戰役200多次，大小戰斗近20萬次，斃（傷、俘）日軍155.9萬余人，國民黨愛國官兵傷亡320余萬人。

全面抗戰開始時，八路軍、新四軍總共隻有5.6萬余人，全部開赴抗戰一線，由於人員數量有限，加上沒有重武器和充足的彈藥補充，沒有條件打大規模的會戰，但整個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對敵作戰12.5萬次，消滅日、偽軍171.4萬人。后來，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由最初的幾萬人發展到上百萬人，抗擊著60%的侵華日軍和95%的偽軍，建立了包含1.6億人口和100多萬平方公裡在內的敵后戰場。八路軍、新四軍、華南抗日游擊隊和東北抗日聯軍共計傷亡61萬余人。

這幾組數據直觀地展示了中國軍隊在近代以來幾場主要反侵略戰爭中的表現，揭示了一百多年來中國軍隊在沉淪墮落中蒙恥、在屢戰屢敗中覺醒、在殊死抗爭中奮起壯大的歷程。近代以來，中國軍人面臨的基本問題是：作戰對手一個比一個凶殘，野心一次比一次膨脹。但中國軍人的戰斗意志卻越來越頑強，給對手帶來的打擊也越來越沉重，直到在全民族抗戰的決死戰場贏得了最終的勝利。

面對強敵，敢不敢決死一戰，是對一支軍隊血性的拷問。同樣殘酷的戰場，血性不同，結果迥異。恩格斯說：“槍自己是不會動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強有力的手來使用它們。”如果面臨強敵，沒有“臨敵不懷生”的血性，就不會有敢於亮劍的勇氣，也不會有“敢與敵人血戰到底”的決心，結果便是，戰事未起勝負的天平就已傾斜。相反，那些以弱勝強、以劣勝優的戰例，無不是將士“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結果。

近代以來的反侵略戰爭中，從最初一戰而潰到最終“血復河山”，這是一代代中國軍人用鮮血與生命洗刷侵略者加諸身上恥辱的浴火重生的歷程，是中國軍人的血性之光逐步張揚放大的歷程，也是中華民族一步步走向復興的歷程。

面對近代中國逐漸墜向谷底，一批仁人志士扼腕跺腳——

血性之光，在煉獄般的煎熬中凝練

兵者，國之重器。一支在長期和平環境中墮落蛻化、喪失能打勝仗能力、缺乏與敵人血性抗爭勇氣的軍隊不配擁有這一稱號，也擔當不起衛國御敵的重任。

曾經號稱“天下無敵”的“八旗勁旅”戰斗力流失的速度十分驚人。早在順治年間，八旗軍已經“怠於武事，遂至軍旅隳敝”。到了乾隆檢閱八旗軍時發現，八旗將弁“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墮地。”英使馬葛爾尼來訪時已看透了“康乾盛世”背后的虛弱本質，稱中國為一艘外強中干的“破船”。作為國家經制之兵的綠營兵也逐漸敗落，成為一支“平亂則不足，擾民則有余”的軍隊，“官軍數萬，已成廢器，即令千人營，而十賊可破”。這樣一支喪失武脈血性的軍隊上了戰場畏敵如虎，剛望見英國侵略軍的船隻便“急發空炮數聲，卷包而遁”。“國之重器”墮落如此，大清帝國的命運已經注定。

“國體弱則外辱生”。鴉片戰爭開啟了“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面對“數千年未有之強敵”，一支不堪重用的軍隊被倉促地推向歷史的前台，揭開了近代軍事史上中國軍人屢戰屢敗的沉痛大幕，同時，也奏響了“知恥振邦”的序曲。晚清思想家馮桂芬大聲疾呼自強雪恥，“受制於小夷，是有天地開辟以來未有之奇憤，凡有心知氣血莫不沖冠發上指者”。晚清名臣徐繼畬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兩百年全盛之國威，乃為七萬裡外逆夷所困，至使文武將帥，接踵死綏，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末，興言及此，令人發指眦裂，泣下沾衣。”

歷史不相信眼淚。舊的創傷還沒有撫平，凶殘的日本侵略者已悄然坐大，它的致命一擊打斷了中國近代化的發展進程，鯨吞了洋務運動數十年的成果，使初步走上近代化的晚清軍隊蒙受了更大的恥辱。

甲午一戰，兩個東方國家維持千年的強弱格局易位，東亞秩序按照叢林法則重塑。中國敗給素不被正眼相看的“蕞爾小邦”，而且敗得這麼慘。加之日本戰后提出的苛刻條款，給了中華民族這頭睡獅當頭一棒。和約簽署后，光緒在告民諭旨中，使用了“宵旰彷徨，臨朝痛哭，轉向告與”的字眼。消息傳出，北京城中“人情洶懼，奔走駭汗”。譚嗣同發出“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的悲嘆。嚴復聞訊則“中夜起而大哭”。

甲午之殤讓國人意識到，若非用軍事方式喚起民眾，喚醒國家，中國真將亡國。梁啟超大聲疾呼，“今日所最要者，則制造中國魂是也。中國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為有魂之國。夫所謂愛國心與自愛心者，則兵之魂也。”蔡鍔將軍更把軍事比作一個人的筋骨。他說：“軍事不強，就不能自存自立，挽救中國之法，必須發展軍事，隻有增強了國家筋骨之活力與堅毅，才能與侵略者抗爭和搏斗，保障國家的領土完整。”在“敵無日不可以來，國無日不可以亡”的強烈刺激下，中國傳統的“忠君報國”思想逐步讓位於挽救國家民族危亡的獨立自強意識，“中華民族”作為一個共同的精神符號開始被有覺悟的每個中國人所接受。為了中華民族獨立生存於這個世界上，晚清末期，國內掀起了一股尚武思潮，形成了“眾情憤激，女生童子咸誓願為虎狼國一爭命”的可貴精神風貌。

這是一個民族在墜入谷底后覺醒與自強的精神鋪墊，是崇高人格精神的回歸和熾熱愛國情懷的釋放，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精神世界的蕩滌升騰。在那之后數十年屈辱的時光中，中華民族的國魂與兵魂在煉獄般的反復煎熬中不斷凝練塑造，如冰山下的岩漿翻滾奔涌，期待某一天噴薄而出，沖破一切黑暗，開創血洗恥辱的中華新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