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也是化學武器第一次大規模使用100周年。11月14日,由外交部處理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問題辦公室和國防部處理日本遺棄化學武器辦公室聯合舉辦的“還人民一片淨土——處理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工作紀實展”,將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開幕。作為曾戰斗在處理日遺化武工作一線的老兵,筆者參與了本次展覽的策劃與布展工作。展覽開幕之際,有許多感慨,不吐不快。
不容掩蓋的滔天罪行
日本在侵華戰爭期間,公然違反國際法,對中國軍民大量使用化學武器,其中有確切時間、地點及造成傷害情況記錄的就多達1241例,使用地點遍及中國的19個省區,共造成中國軍民20多萬人傷亡。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人類戰爭史上使用化學武器最頻繁、最廣泛、持續時間最長的一場化學戰。
我們舉辦這次展覽的目的,就是要用鐵的事實還原歷史真相,揭露侵華日軍使用化學武器的滔天罪行,駁斥那些企圖否認歷史、掩蓋歷史罪行的言行。展覽通過大量翔實的圖片和文字,對侵華日軍化學武器從研制生產、擴軍備戰、大肆使用,到戰敗遺棄、危害繼續作了全面、系統的介紹。
本次展覽不僅使用了中國有關方面的記載,也陳列了日本有關方面的材料。日本學者粟屋憲太郎、吉見義明、鬆野城也編撰的《毒氣戰相關資料》和《毒氣戰相關資料Ⅱ》等歷史研究資料,系統翔實地記述了侵華日軍在中國運進、儲存、使用化學武器的事實。據該資料記載,至1941年底,日軍大本營至少向中國戰場的日軍補給了各類毒劑炮彈45萬枚,毒劑航彈7700枚,毒煙筒約100萬枚,以及散裝毒劑68噸﹔1941年以后,又源源不斷地向中國戰場補給了大量的化學武器,使總數量達到數百萬枚。該資料還記述了時任日軍參謀總長閑院宮載要求各作戰部隊在使用化學武器時“盡量與煙幕混用,嚴密隱匿使用毒氣之事實,切勿留下痕跡”的作戰命令。這些資料,每一頁都讓人觸目驚心。
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日本戰敗后,為了掩蓋其罪行,侵華日軍秘密將大量化學武器就地掩埋或丟棄於山間密林、江河湖泊、海港灘涂,甚至居民區內。但由於日方一直未提供在中國埋藏和丟棄化學武器的詳細信息,其對中國人民的生命和環境安全的威脅一直未能得到徹底消除。
展覽中,人們可以了解到,解放初期,僅吉林省敦化地區在清理日遺化武過程中就先后有800多人中毒﹔近年來,日遺化武傷人事件也屢有發生:2003年8月,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43人中毒,1人死亡﹔2004年6月,吉林省敦化市蓮花泡林場2名兒童中毒﹔2005年6月,廣東省廣州市3名居民中毒﹔2005年8月,吉林省集安市1名居民中毒﹔2008年4月山西省太原市3名工人中毒﹔2009年7月,天津市5名工人中毒……
日遺化武由於埋藏久遠,鏽蝕嚴重,一些彈體破損,極易導致毒劑泄漏,造成土壤、大氣、水體的污染和人員傷亡。一些安裝有引信的化學武器,更容易引發爆炸。目前在我國多個省市區發現的日遺化武有90余處,其中吉林敦化哈爾巴嶺是已發現日遺化武的最大埋藏點,據中日雙方探測,共埋有日遺化武約33萬余枚,所裝填的毒劑有芥子氣、路易氏劑、氫氰酸、光氣、二苯氰胂、二苯氯胂、苯氯乙酮等。
日本在華遺棄化學武器是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期間犯下的嚴重罪行之一。但很長一段時期,日本政府對遺棄在中國的大量化學武器並不承認。1991年初,我國政府開始與日本政府就日遺化武問題進行談判。同年6月,日本第一次正式派團對哈爾巴嶺埋藏點進行了實地考察。在不容爭辯的事實面前,日方不得不承認這些埋藏幾十年的罪証就是日軍當年戰敗時遺棄的化學武器。
1997年4月29日,《關於禁止發展、生產、儲存和使用化學武器及銷毀此種武器的公約》正式生效,成為具有約束力的國際法律文件。該《公約》明確了日方作為遺棄國負責銷毀遺棄化學武器的國際法義務,並為銷毀遺棄化學武器提供一切所需資金、技術、專家、設施及其他資源。1999年7月29日,中日兩國政府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關於銷毀中國境內日本遺棄化學武器的備忘錄》,這是中日雙邊解決日遺化武問題的最直接的法理依據。
處理日遺化武,既是解決中日間重大歷史遺留問題,也是履行《禁止化學武器公約》和中日雙邊備忘錄的重要工作。截至2015年9月18日,雙方已在南京、石家庄、武漢、吉林敦化哈爾巴嶺共銷毀日遺化武38904枚(件),但距實現全面徹底銷毀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的目標仍有很長的距離。日方必須正視自身責任,履行國際法義務,在處理日遺化武問題上加大投入、加大力度、加快進度,早日還中國人民一片淨土。
不能遺忘的無名英雄
2014年2月,總參謀部、總后勤部下發通報,表彰為處理南京及周邊地區日遺化武作出貢獻的4個先進單位和36名先進個人。這是20多年來,總部第一次通報表彰處理日遺化武工作先進單位和個人。這次展覽,也使得長期工作在這一戰線上的無名英雄開始為公眾所知。
處理日遺化武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政治性、政策性、敏感性、技術性很強,且涉毒、涉爆,是一項高危工作。20多年來,作為處理日遺化武工作的主力軍,軍隊參與人員按照軍委、總部的指示要求,在處理日遺化武、消除“毒魔”的工作中作出了巨大貢獻。他們中間有專家教授,有工程技術人員,有醫務工作者,還有廣大防化官兵。
總參防化學院陳海平教授,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就投身日遺化武處理工作。作為中方專家代表,他曾多次參加中日磋商,撰寫了數以百萬字計的磋商對策和計劃方案,並以技術總顧問的身份數十次參加日遺化武野外探測和挖掘回收作業。他提出要將環境風險評估列入工程的首要項目,組織制訂風險評估體系,提出物理和化學危害評估方法,並主持完成吉林哈爾巴嶺、河北鹿泉以及黑龍江北安、孫吳、齊齊哈爾等地日遺化武處理作業的風險評估工作,為安全實施處理日遺化武作業奠定了基礎。
長期從事炮彈工藝研究及技術、安全管理工作的某部高級工程師何雨丙,最早主張採用熱引爆處理技術,為處理日遺化武銷毀技術路線的選定、設施選址提出了很多建設性意見。他參與指導制訂處理日遺化武12項環境標准,編寫的《簡明彈藥讀本》等專業書籍成為軍隊處理日遺化武業務培訓的基本教材。2015年1月因突發心臟病去世前一周,他仍在悉心研究編制哈爾巴嶺1號埋藏點航彈處置技術方案。
沈陽軍區某防化團裝備處原工程師陳錫才,先后59次執行探測、挖掘、清查、包裝日遺化武任務。一次調查作業中,他遭受突發毒氣熏染,臉上皮膚大部分變黑,體能急劇下降,從此落下了嚴重的關節炎和色素沉著后遺症,身體免疫力明顯下降。但每當團裡受領新的毒氣彈挖掘任務,他都主動請纓參加作業。他的理由很簡單:有過中毒的教訓,比別人更懂得防護、更有經驗。
……
外交部處理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問題辦公室的一位領導深有感觸地說,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化武人”的無私奉獻,才使得人們免遭“毒魔”的侵害。
(作者系國防部處理日本遺棄化學武器辦公室原主任)
上圖: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挖掘現場。
周柱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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