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光：警惕日本新軍國主義絕非“草木皆兵”

日本內閣行政改革及女性活躍擔當大臣有村治子參拜靖國神社

在今年《環球時報》年會上，就“日本重新軍事化會走多遠”議題，上海師大教授蕭功秦、南京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朱峰、東京大學客座研究員馬立誠認為“日本正在復活軍國主義是個偽命題”，對日本軍事化“不必草木皆兵”，“中日關系惡性互動中國也有責任”等主要觀點(下稱三人觀點)，筆者並不同意。由於年會同台辯論時間有限，不能完全展開辯駁，有必要在此表明自己的觀點。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但日本這個“二戰”時的法西斯國家，竟然在這個最該反省戰爭罪行的節點上毫無忌憚，逆世界潮流而動，“翻案”動作不斷，讓我們逐漸看清並判斷：日本軍國主義正在以新的面貌復活，必將危害世界。

安倍政權的目標是使日本“擺脫戰后體制”，做一個“正常國家”，取得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對國際重大事項擁有一票否決權。為此，他自我認知和要求，日本不能只是一個經濟大國，更應該是一個政治大國、軍事大國;不僅對國際政治有重要影響力，必要時可以向全球派兵和動武，以實現本國的意志。日本的企圖，實際上是推翻“二戰”后《聯合國憲章》確定並延續至今的國際秩序。日本在對“二戰”法西斯侵略和暴行沒有正確認知，對自身是“加害國”還是“受害國”還“弄不清楚”，對“二戰”形成的戰后格局並不承認的情況下，安倍政權正在沖開戰后國際社會關閉軍國主義的魔盒——“和平憲法”，舍棄近70年的和平發展道路，鼓吹並實行“積極和平主義”，即打著和平主義的旗號、“積極”地推行改頭換面的軍國主義，即新軍國主義。給世界和平與發展，特別是亞洲地區蒙上了軍國主義戰爭的陰影。

歷史上的日本軍國主義主要表現在：一是全民皆兵的舉國體制，二是以天皇為統帥的絕對領導權威，三是軍部勢力左右政府和政局，四是國民狂熱的軍國主義思潮和對外戰爭的意願，五是日本民族世代傳承的武士道精神支柱，六是用武力掙脫島國的天然束縛，向大陸開疆擴土，爭取更大的生存空間。

三人觀點認為，現在日本已不具備實現歷史上軍國主義的條件。其實不然，日本軍國主義以新的不易察覺的形式出現，換湯不換藥，筆者稱之為新軍國主義。它的表現和內涵：

一是信奉軍國主義的右翼保守勢力從政治邊緣狀態走到了政壇的中央。他們的代表人物、新軍國主義分子安倍等人把持了政府高層及參眾兩院，已經可以決定日本的現狀和未來。絕不是三人觀點所說的“極個別的極端右翼行動派”。“日本極端右翼早已經在日本政治中被邊緣化”的判斷，是不符合日本政治現狀的。也不是“有學者提出日本軍國主義正在走向復活會引起日本國民逆反心理”。90%日本人對中國的反感度與30%中國人對日本的反感度，是一個“逆反心理”能夠解釋的嗎？日本在按照自己的軌跡在發展，我們提不提軍國主義，對日本人來說，都沒有用。我們之所以提，一是事實確實如此，二是警醒國人，不要被“不必草木皆兵”所麻痺。日本現在的政體是“國會內閣制”，首相可以根據需要解散不與自己配合的國會，重新選舉以實現自己的主張。安倍就是通過解散國會並提前選舉，穩定了自己長期執政的基礎。老軍國主義分子、安倍晉三的外祖父、戰犯岸信介1955年參與組建了自民黨，1957年任日本首相，他任用的內閣成員，有一半都是軍國主義骨干分子。他在回憶錄中說：“自民黨是我搞起來的，日本的命運隻能由自民黨來掌握。”現在的安倍政府實現了岸信介的期望，它的閣員集體參拜靖國神社，這樣一個右翼極端政權已經身兼“二戰”時天皇、軍部，以及議會和政府的權力，完全掌握了日本的國家命運，可以為所欲為。

二是軍國主義的社會基礎並未瓦解。日本的民族性格是堅忍、服從、守紀、狹隘、集體主義、民族獨尊、恥辱文化和復仇主義，把東方儒家文化偏面化、極端化和絕對化。其與中國儒家文化最大的區別是不講“仁”，沒有仁義、仁慈、仁愛，崇尚強者，鄙視弱者。日本歷史上的神道教和武士道精神滲入現代人心，包括參拜靖國神社，暗藏了軍國主義基因。這就決定了日本人很容易被動員起來，甚至進入瘋狂迷亂的情狀，這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之前，舉國動員進入戰爭狀態的迅速徹底，以及“二戰”后從破敗凋敝到經濟騰飛的迅猛發展，都可以充分証明。尤其是近幾年日本經濟的停滯和中國經濟對日本的趕超，使日本上下很不適應，為滋生新軍國主義提供了社會條件。三人觀點認為“日本戰后的土地改革解決了城市與農村貧富不均的問題，溫和理性的中產階級已經成為橄欖型社會中的主體，軍國主義的社會基礎已經瓦解”。筆者認為，城市與農村貧富不均的問題不是孕育軍國主義的必要條件。德國在“二戰”前城市化程度遠遠高於日本，城鄉差距不大，德軍官兵文化和教養程度很高，相當一部分人來自“溫和理性的中產階級”，一樣不影響德國在法西斯希特勒的引領下走上軍國主義道路。

三是發展和保持了東北亞最強的軍事力量，軍備范圍由周邊擴大到全球，成為亞太地區動亂的推手。日本早就使名義上的自衛隊變成了實質上的正規軍隊，遠遠超過了“自衛”的需要。已經通過即將實施的安全保障系列立法打破了“二戰”以來的國際秩序，日軍可以從“周邊”走向全球，當然包括南海。三人觀點認為“日本軍費雖然是世界第三，但45%是人頭費，武器購置費僅佔28%”，得出“這樣的軍費開支很難想象是以軍國主義為目標”的結論。筆者認為，各國軍費開支的比例與日本都差不多，不能說日本的武器購置費比例低。日本自衛隊稱其官兵教育和訓練水平遠遠高於我軍，沒有45%的人頭費怎麼能夠達到？飛行員年飛200小時與400小時能一樣嗎？一支軍隊的戰斗力是綜合性的，人員素質與武器裝備是相對應、相適應的，28%的裝備購置費不能說明日本自衛隊戰斗力弱。另外，我們也不必想象“二戰”時美國擁有七八十艘航母，日本擁有二三十艘航母的機械化戰爭場景發生在當下。當今，美國十一艘航母就可以包打天下!當前日本軍費完全可以支撐軍國主義復活的初始階段。

四是日本媒體總體右傾保守，並與政府意圖高度一致。日本媒體在歷史上就宣揚軍國主義，為日本的擴張和侵略提供了輿論宣傳陣地，對“二戰”中全體國民陷入戰爭狂熱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比如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之前，日本當時兩大報之一的《每日新聞》連發30多篇社論，配合戰犯石原莞爾“滿蒙生命線”理論，為日本社會接受即將發生的“九·一八”事變做好思想准備。“九·一八”發生后，日本社會沒有人懷疑這是關東軍所為，都認為是中國軍隊干的。“盧溝橋事變”日本全面侵華后，日本全部報紙緊隨軍國主義政府把明明是侵略戰爭說成是“討伐暴戾中國”。主流媒體派出大批隨軍記者，宣傳日軍的“武功”和“大和魂”武士道精神。戰后各媒體有一些煽動戰爭的人物被關進監獄，但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這些人又被釋放出來，重新把持了媒體。戰后一直沒有被追究和自我反省的日本媒體界，現在很自然地站在安倍右翼勢力的立場上，這是符合歷史發展的邏輯的。現在日本各大媒體“很有覺悟”，少見與政府不同的聲音，早就起不到監督、制約政府的作用。安倍政府也高度重視媒體，用拉攏和逼迫兩種手段掌握媒體，打壓不聽話的《朝日新聞》，靠媒體把自己的右翼保守觀點灌輸給民眾。近幾年隨著中國的崛起，日本主流媒體對中國的友好言論和正面報道越來越少，當今日本民眾有90%反感中國，日本媒體真是“功不可沒”。

五是日本自衛隊軍國主義陰魂不散，並大力發展軍備。安倍政權正在為軍事集團干政解禁，主要措施是修改“自衛隊法”、“防衛省設置法”，廢除執行60多年的“文官統制”。雖然現時還不敢打出軍國主義的旗號，但自衛隊韜光養晦、臥薪嘗膽，幾十年磨一劍，發展了東北亞最強的軍事力量。去年有一百多名軍官身著軍裝參拜靖國神社，明目張膽地違反“和平憲法”關於政教分離的原則。多年來，自衛隊員“主動”打掃靖國神社院落，防衛大學每年都組織學員到靖國神社“夜間行軍”。海上自衛隊出海前都要祭拜神社，相當於我國漁民出海前祭拜媽祖。這些“組織”和“個人”行為，說明日本自衛隊在進行軍國主義傳統教育，為新軍國主義勢力掌控軍隊做思想觀念的准備。在具體行動上，向沖繩、宮古、石垣等島嶼增派或新派常備部隊，部署防空和反艦導彈，加速西南島嶼“要塞化”，妄圖在必要時封閉宮古海峽，進而封鎖第一島鏈。其矛頭完全是針對中國的。

日本科技、工業基礎雄厚，“二戰”時就能制造先進戰機和航母等。當前日本在航空、航天、船舶、化工、電子、機械領域門類齊全，能生產世界先進武器，一旦打破“武器出口三原則”限制，將佔領世界航天市場的1/4，軍用電子市場的1/2。日本正在向澳大利亞推銷蒼龍級潛艇，與印度的軍工合作也在緊鑼密鼓中。這像是一個“和平國家”所為嗎？有一點“和平痴呆症”的意思嗎？反倒是我們有一些人可能患上了“和平痴呆症”，對軍國主義復活視而不見，麻木不仁。

日本當下正在復活軍國主義，決不是如朱峰所言是個“偽命題”，而是確有研究和警惕的必要。筆者認為新軍國主義在當下的泛起，有這樣幾個因素：

一是日本民眾趨向全面右傾保守，新軍國主義有萌發的土壤氣候。戰后近70年來，在“和平憲法”的約束下，日本上下秉持和平主義，視界主要向內，埋頭發展經濟，從戰后凋敝破敗的經濟很快發展成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按照“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日本依據本身經濟大國的地位，在沒有充分反省侵略戰爭的前提下，必然謀求政治大國的地位，相應地軍事大國是政治大國的必備條件。日本經過近70 年發展，不僅經濟搞上去了，而且人也換了兩三代。如果70年前一個剛懂事的15歲少年，到今年已是85歲高齡的老人，可以說日本戰后的兩三代人，對戰爭是沒有記憶的，他們受到的教育是被原子彈轟炸的悲情，是戰爭的“受害國”和“受害人”。“和平憲法”一方面是規正日本和平發展道路，一方面對日本來說是一種“非正常國家”的束縛，日本的“愛國主義”者會感到是一種“恥辱”。三人觀點認為，“中國民眾的潛意識中存在著對日本的高度疑慮、警覺、敏感與不信任感，這是民族生存的自然本能反應，我們有些人往往還是根據過去時代形成的刻板印象來看待日本”，“從甲午戰爭以后百年的歷史看，中日之間的惡性雙向互動是有歷史之鑒的。”這一觀點完全顛倒了因果關系，也完全顛倒了歷史事實。中華民族是寬厚仁義的 ，中國民眾對日本的反感，完全是日本百多年來對中國侵略和始終拒不認錯導致的。哪裡是什麼“互動”？中國有對日本侵略嗎？有屠戮了3200萬日本人嗎？筆者在青少年時代，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代領導人大力倡導對日友好，在中日還沒有外交關系情況下，邀請大批日本民間人士訪華。筆者至今猶記上世紀六十年代日本青年訪華，在南京玄武湖與日本青年聯歡的情景，沉浸在“中日友好，一衣帶水”的情感中。鄧小平訪問日本，參觀新干線，我們為中日建交歡呼，並對日本為中國提供貸款和成套設備心存感激之情。中華民族並不記仇，“二戰”后國民黨政府放棄對日本的戰爭賠償，共產黨執政后也認可這一決定。筆者從小生活在南京，居然在青少年時代就沒有聽說過南京大屠殺!何來中國民眾對日本“過去時代形成的刻板印象”？幾十年來，日本教科書對“南京大屠殺”的淡化甚至是否認，對慰安婦的全盤否認，對中國人和各國戰俘的活體解剖，對中國的細菌戰的否認，對遺留在中國各地“化武”銷毀的怠慢，對靖國神社中戰犯的祭拜，對釣魚島的“國有化”等等這一切日本對中國的“惡性互動”，欲蓋彌彰、死不認錯，才引起中國民眾“對日本的焦慮、警覺、敏感與不信任感”。日本戰后這兩三代人隻有對侵略戰爭的集體失憶，對國際社會對待日本“不公正”的委屈，以“受害國”和“受害人”的身份對原子彈悲情年復一年的回味。日本大多數國民已然右傾保守，這是更加右傾的安倍政權上台的社會基礎。盡管一些有識之士和少量民眾保持了清醒頭腦，深知戰后“和平憲法”規正的和平道路給日本帶來政治上、社會上的安定和經濟上的巨大紅利，但他們的呼喊已經被淹沒在整個社會右傾保守的大潮中。日本萌發新軍國主義的氣候土壤條件逐步成熟了。三人觀點說民調顯示日本隻有11%的人願意上前線打仗。這隻能說明是日本70年和平發展的紅利，是“和平憲法”的功勞，不代表日本不具備戰爭動員能力。日本當下就有52%的民眾支持日本到域外的南海巡航，這還是未對民眾進行動員的情況下發生的。

二是美國挾一己之利，為日本鬆綁，親手打開了關著軍國主義的魔盒。戰后近70年，美國從來就沒有打算徹底清除軍國主義。戰后初期，為了包圍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東京審判和在其它地方的審判都草草收場，4000多名各級戰犯很快釋放出來。這些軍國主義骨干分子相當一部分佔據了日本政商界高層，影響甚至左右戰后日本的政局，安倍的外祖父、戰犯岸信介還就任了日本政府首相。上世紀六十年代至蘇聯解體前，日本作為美國在東北亞的前進基地，遏制蘇聯在遠東的發展。近一二十年，其主要矛頭指向改革開放、發展迅速的中國，尤其是美國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后，更加借重日本的力量，有意提高日本在國際上的政治地位和軍事地位，不加掩飾地發揮其遏制中國的前進基地作用，加速了日本向新軍國主義轉化。美國當下一系列的做法，都是在打開虎籠，放虎歸山。如明確把我釣魚島納入“美日安保條約”，置於美國的保護之下;日本出兵范圍由“周邊有事”向全球擴展，這意味在全球任何地方，日本隻要認為自己受到“威脅”，都可以派兵和動武;日本可以自由出賣軍火，這就使日本軍火工業可以以軍備養軍備，減少對國家軍費的依賴，自我發展壯大。三人觀點認為日本“和平憲法基礎牢固”。而現實是，日本通過“新安保法”已經架空了“和平憲法”，這還不算，正在謀求徹底修改“和平憲法”尤其是第九條，解除集體自衛權，日本自衛隊可以成為名副其實的正規軍隊，日本也具有了開戰權。前不久安倍竟敢以未讀過“波茨坦公告”有關條款，全盤否定日本在“二戰”的侵略罪行，否認國際社會對“二戰”戰后國際格局和日本國土范圍的認定。如果沒有美國默許甚至縱容，日本敢這麼放肆大膽地“翻案”嗎？美國之所以放縱日本，把日本軍國主義從魔盒中釋放出來，是出自於它長久做世界霸主的考慮，用美國總統奧巴馬的話說，就是“領導世界100年”。因為美國政治和經濟實力下降，它眼看著自己難以獨力稱霸世界，隻好讓它在世界各地的盟友打先鋒，它自己在背后支持。隻有在它盟友無力控制局面時，它才跳到前台，譬如在南海。這要冒很大的風險，中美直接對抗雖然對中國壓力很大，但美國自己的壓力同樣也很大，火候一旦掌握不好，很難全身而退。而在東北亞，隻要把日本放出來，就可以牽制中國和俄羅斯，減輕美國在南海方向和中東、烏克蘭問題上的壓力。雖說美國搬起日本這塊石頭最終會砸到自己的腳，但當前還是在砸中國和俄羅斯的腳。

三是安倍及日本高層復活軍國主義的夙願使然。日本“二戰”后就有一批右翼極端分子，從來不承認“二戰”的失敗及罪行，從來不承認“二戰”后形成的世界格局，從來不承認“和平憲法”明確的和平道路對日本的必要性和正確性。隻不過在20世紀，這股右翼極端勢力只是一小撮，總的講還處在日本政壇的邊緣，對日本的和平發展不產生根本性的影響。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的迅速崛起，使日本上下很不適應，以安倍為代表的右翼極端勢力把握“機遇”，迅速發展壯大，佔據了日本政壇中央。他們認為日本成為“正常國家”的機會到了，在美國或明或暗的支持下，開始打著“積極和平主義”的旗號秋后算賬，反攻倒算，大開歷史倒車，甚至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這樣的節點上，都毫不隱諱他們的觀點和行動。尤其是今年日美重新制訂的《日美新防衛指針》，已經把東山再起、卷土重來的新軍國主義前景展現在世人面前。安倍晉三今年夏天在國際社會壓力下被逼無奈說了一些言不由衷的話，依靠公關策略以蒙混過關。既如馬立誠所言“道歉”20多次，但毫無道歉的誠意，又有多大意思呢？

四是國際上反對軍國主義的力量還沒有形成壓倒性優勢。“二戰”戰后，美國對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是警惕的、約束的，把災禍關進了潘多拉魔盒。長期以來，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在日本國內被邊緣化，在國際上也很難興風作浪。當下由於美國的放縱，軍國主義以新的面貌出現，國際社會對其警惕性嚴重不足，隻有中國、俄羅斯、韓國少數近鄰保持了應有的警惕，但日本並沒有放慢新軍國主義的步伐。日本在“二戰”中侵略的東南亞和南太平島國，由於戰時日本搞的“大東亞共榮圈”，對這些國家採取了一些懷柔政策，又因為日本的“進入”而驅逐了美英法等老牌殖民主義者，有的國家民眾甚至有被“解放”了的感覺，對日本並不痛恨;再加上日本幾十年來對這些國家施以經濟上的援助和政治上的拉攏，如安倍上台后秉持“價值觀外交”很快走訪了這些國家，許以巨額援助;日本“遠交近攻”，積極主動拉攏澳大利亞、印度和南海域內國家，這些都分化了國際社會反軍國主義力量。

1949年新中國建立前夕，毛澤東針對一部分中國人還對 美帝國主義抱有幻想，發出了震耳發聵的“丟掉幻想，准備斗爭”的警號。說有些人“對美國存著幻想，……似乎不經過嚴重的長期斗爭，這些帝國主義分子也會和人民講平等，講互利”。目前針對日本軍國主義以新面貌的復活，又到了“丟掉幻想，准備斗爭”的時刻。國內上下、官方民間要統一認識，統一意志。不能認為對日本的警惕如蕭功秦所言是“草木皆兵”,而是要充分揭露日本新軍國主義從未有過的表現形式，不要被“積極”和平主義蒙住了雙眼，既要聽其言，還要觀其行。(南京軍區原副司令員 王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