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時枕戈待旦 能戰方能止戰

　　1990年，已是耄耋之年的張學良，在回答記者關於九一八事變的提問時說，自己當初之所以下令“絕對不許抵抗”，初衷是不讓日本人有借口。

　　這話聽起來有道理，其實荒誕不經。侵略者想侵略有的是借口，沒有借口可以制造借口。近代史上，日本軍國主義者總善於在“適當”時機蓄意制造事端，當我們還在一頭霧水地調查和斡旋時，日軍就大打出手了。甲午海戰、濟南慘案、九一八事變、盧溝橋事變……玩的都是這些招數。

　　忍簽“和約”求不來真和平，委曲求全求不來真安全。割肉飼虎也許可以換來一時和平，卻換不來長久的真正的安全。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也渴望和平，也不想把東北地區拱手讓人。然而，“除不抵抗外毫無辦法，除鎮靜外毫無籌謀”。九一八事變前一個月，蔣介石致電張學良稱：“無論日本軍隊此后如何在東北尋舋，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沖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因為在蔣介石看來，隻要日本發一個號令，“真是隻要三天之內，就完全可以把我們中國要害之區都佔領下來，滅亡我們中國”。

　　“不抵抗”很簡單，卻是以喪權辱國、苟且偷生為代價。侵略者就是在得寸進尺中胃口越來越大，野心越來越膨脹。九一八事變后，當時駐國際聯盟的中國代表顧維鈞悲痛地回憶，當他向各國代表逐個求援時，得到的回答令他無地自容：“你們自己都不抵抗，怎麼能期望別人替你對付日本？”

　　“假使我們不去打仗/敵人用刺刀/殺死了我們/還要用手指著我們骨頭說/‘看，這是奴隸！’” 我們珍視和平，但不乞求和平﹔我們反對戰爭，但不懼怕戰爭。戰爭與和平的辯証法告訴我們，能戰方能止戰，准備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真正具備了“和平是贊成的，戰爭也不怕，兩樣都可以干”，才能懾有效果、談有砝碼、打有本錢，以不變應萬變。抗日戰爭勝利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無數中華兒女抱著誓死不做亡國奴的決心，同仇敵愾，血戰到底，最終看到“天亮了”的那一刻。

　　克勞塞維茨曾告誡人們：“當一個國家容許他的敵國無限制擴張侵略野心而不加以阻止的時候，這個國家就注定要開始衰敗了。”對付那些肆意挑舋的豺狼，隻能靠獵槍相迎，而不能用美酒相敬。我們的國家越發展，越需要可靠的安全環境。強國必須強軍，強軍才能衛國。

　　正義必勝，和平必勝，人民必勝，這是歷史所昭示的偉大真理。軍人的腕表上，沒有和平刻度，隻有戰爭和戰爭准備期。平時多流汗，戰時才能少流血﹔平時枕戈待旦，戰時才能拔刀亮劍。面對那些狼子野心的覬覦者，我們既要有防狼之心，也要有打狼之術，時刻准備為正義而戰，為和平而戰，為人民而戰，“忠實履行保衛祖國安全和人民和平生活的神聖職責，忠實執行維護世界和平的神聖使命”。

　　讓我們記住古代羅馬作家韋格修斯的那句名言：“如果你想要和平，那麼就准備打仗吧！”（辛士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