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廣州8月31日電(崔凌雲)香港淪陷后不久,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廣東地方組織、香港地下組織和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簡稱“東江縱隊”),經過周密的計劃,成功營救被困在香港的上千名進步文化界人士、重要的愛國民主人士以及國際友人。
大營救過程中,無一人受傷或被捕,贏得了國內外各界人士的贊揚。著名作家茅盾稱贊這次搶救工作,是“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新華網近日獨家採訪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廣東東江縱隊紀念館相關負責人,為你揭秘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參與“秘密大營救”過程中鮮為人知的故事。
打通海陸交通線 精密部署“偷渡”路線
日軍佔領香港后,立即封鎖了香港島至九龍的交通線,並在全市展開大搜查,逮捕抗日愛國人士,在各個碼頭上都設置了監視哨,監視岸邊的一舉一動。
1942年元旦前夕,由於港九的糧食、燃料供應匱乏,日軍決定近期疏散一批港九居民到內地去。掌握此情報后,營救工作迅速鋪開。
東江縱隊紀念館有關負責人說,參與組織這場大營救的,有東莞籍的王作堯、何鼎華。王作堯時任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副總隊長兼參謀長,何鼎華時任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寶安大隊政治委員。他們負責組織從港九至寶安沿途的交通接應、武裝警戒、掩護轉移和籌糧補給等工作。
此外,在大嶺山抗日根據地活動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第三大隊第一中隊,也跟隨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來到寶安陽台山抗日根據地白石龍村以及大亞灣畔的石橋壢等地,參與接應和護送從香港營救出來的愛國人士。
為了確保護送途中的安全,王作堯與戰友採取了以下措施:一是派精干的交通員給被護送人員作向導,分批接送﹔二是護送的路線盡量避開公路,走山區和農田小路,避免遇到日軍和熟人﹔三是派便衣武裝人員,一個站段一個站段地護送﹔四是由曾鴻文出面,對沿線的維持會、偽憲查、土匪做統戰工作,爭取為營救做掩護工作。
沿著東江縱隊打通的秘密交通線,廖承志、連貫和喬冠華三人先行突圍離港。他們一路檢查和布置接待、轉送工作,仔細研究了從九龍到東江抗日根據地的路線、警戒等情況,最終確定了從九龍撤出的兩條路線。
港九大隊根據港九地區的特點,分別組成短槍隊、長槍隊和海上隊,開展敵后游擊戰爭。這是短槍隊員穿過的衣服。(圖片由廣東東江縱隊紀念館提供)
元旦過后,緊張的“偷渡”工作開始了。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派出海上護航隊,用3艘小木船把愛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人士分成數批,從香港“偷渡”到九龍,通過日軍封鎖線,安全到達寶安白龍根據地﹔或從九龍西貢村乘船到寶安大、小梅沙,再轉到坪山根據地﹔或乘船到汕尾或澳門轉移。
1941年1月11日,化裝成難民的鄒韜奮、茅盾等一行20多人,有的身背一袋小米,有的身穿破舊的衣服,把眼鏡、鋼筆這些容易暴露知識分子身份的東西都藏了起來。在交通員的帶領下,穿過九華徑到達荃灣,繼而北上進入大帽山區、元朗等地,沿途一直有武工隊提供武裝護衛和掩護。
資料記載,在元朗停留了一夜后,我方接待站干部給鄒韜奮一行人每人發了一張難民回鄉証,然后再次組織分批上路,經元朗、過落馬洲、渡深圳河抵達皇崗村。此后,大部隊又從水圍村往北穿過寶深公路,再經過梅林坳,安全抵達羊台山抗日根據地白石龍村。
1月下旬起,一批批的文化界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在中共各級有關組織的周密布置和護送下,安全到達韶關,然后由中共南方局和中共粵北省委安排轉到大后方。
許多文化人和愛國民主人士在東江游擊隊的掩護下,化裝成難民插入難民隊伍中通過日軍的崗哨,順利離開香港。圖為日軍在青山道沿途設置崗哨搜查過路行人。(圖片由廣東東江縱隊紀念館提供)
東江旁的“文化課堂”
看到梅林坳上崗哨發出“客人已到”的信號,曾生和政委林平都親自到白石龍村口迎接。盡管當時生活條件很差,東江縱隊還是設法搞了一頓狗肉晚宴給文化人士接風洗塵。現在在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紀念館內,還展示著當年“狗肉宴”的復原場景。
隨后,被營救的人士在一個教堂內(現位於營救文化名人舊址西北角)歇息一晚,再轉至羊台山裡游擊隊臨時搭建的草寮。稍大的草寮招待所寬5米、長15米,可住20多人﹔稍小的長寬五六米,可住10余人。
在秘密大營救時期,在惠陽寶安一帶負責的是時任中共惠陽前線工委書記譚天度。在坪山鎮田心村,最先來的是張友漁、韓幽桐夫婦,由譚天度親自接待。為了保証安全,張友漁夫婦與譚天度等人同住一個房。
這些文化人士,有茅盾、胡風、胡繩、沉志遠、戈寶釵等。譚天度對茅盾說,這麼好的機會,要向你們“揩點油”吧。於是,在東江縱隊這個特殊的課堂裡,茅盾講哲學,沉志遠講政治經濟學,戈寶釵講外交知識。參加講課的有譚天度、葉鋒、高健等領導機關的人。
東江縱隊裡多數是廣東人,聽不太懂普通話,一些重要的地方,譚天度還親自做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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