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覺醒是抗日戰爭最重要的勝利果實,但這一成果蔣介石沒法享受,隻屬於喚醒人民的共產黨、毛澤東
如果說在日本明治維新之前,中國統治者對日本是盲目自大,喪失警惕的話,那麼在明治維新之后,則是一味屈膝,導致患上了軟骨病。1874年日本入侵我台灣,遇到了瘴氣,病死者數百,病倒者數千,已完全喪失了戰斗力,清朝派福建船政沈葆楨挂帥援台,本可將侵略者擊敗,可還沒有交戰,清廷就軟了,被日本談判代表大久保利通訛去白銀50萬兩。一看清朝這麼好欺負,日本得寸進尺,步步緊逼,甲午戰爭后,清廷更是在日本人面前一直跪到滅亡。從清朝到民國,皇帝沒有了,但對日的軟骨病遺傳下來。1915年,袁世凱政府在日本人面前骨頭軟了,接受其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蔣介石的骨頭軟了,下令不抵抗,讓日本兵不血刃佔領了東北。他一再強調:在“共匪”剿清之前,絕對不能言抗日。
從晚清傳下來的軟骨頭“基因”被中國共產黨消除了。正是蔣介石處心積慮要剿滅的共產黨,在民族危亡的時刻,表現出頂天立地的硬骨頭精神。“九一八”事變后,第一個向日本宣戰的是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而蔣介石奉行的是對日“不宣戰,不絕交”的方針,在1941年美國對日宣戰之前,他一直不敢對日宣戰,始終留有和談的后路。而比蔣介石更悲觀的人還有很多,后來成為大漢奸的汪精衛自不待言,就連大文豪胡適也曾是附和汪精衛觀點的所謂“低調俱樂部”的成員。
他們之所以被日本嚇破了膽,是因為看不到人民的力量。而在毛澤東看來,日本之所以敢侵略中國,除了中國武器落后外,主要是因為中國人一盤散沙,隻要將人民組織起來,日寇就會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而要喚醒民眾,必須要進行民主革命,讓人民切身感受到自己的利益與抗日利益是一致的,讓中國人活得像個人樣。抗戰不止是軍事的抗戰,更是經濟、政治的抗戰。
全面抗戰初期,據國民黨中央農業研究所對20個省737個縣的統計,欠債農戶平均佔62%,主要是欠地主的地租。全國一大半農戶欠租,衣不蔽體,食不果腹,你要他跟你抗戰,可能嗎?怎麼辦?唯有在抗日的民族革命中補民主革命的課。“耕者有其田”是“國父”孫中山的遺訓,國民政府1930年公布了《土地法》,1932年公布《保障佃農辦法原則》,但根本就沒有實行,抗戰以后更是拋在腦后。國民黨不願做的事,共產黨做了。在陝甘寧、晉察冀等邊區,普遍實行了減租減息政策,同時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權,實行公開競選制,一切抗日農會、青年救國會、婦女會、商會等群眾團體組織均可以推薦自己的候選人,採取“普遍、直接、平等、無記名”的投票選舉制。鑒於邊區民眾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實際狀況,基層普遍採取“背箱子”“投豆子”的投票辦法。1943年,毛澤東在招待陝甘寧邊區勞動英雄時的講話(收入《毛選》第三卷題為《組織起來》)總結了邊區組織民眾的經驗。據統計,僅在陝甘寧邊區,我黨領導或指導的各類群眾團體就達25個,各類組織幾乎覆蓋了所有社會成員。舊社會婦女是最沒有地位的,但在邊區婦女翻身參政了。陝甘寧邊區的縣級參政會,女參議員的比例達20%,還有許多婦女被選為鄉長、區長。
試想,一個連婦女都挺起了腰杆的地方,日寇還輕易敢來嗎?在民主革命中得到實惠的人民積極入黨,踴躍參軍,從1937年到抗戰勝利時,共產黨員和人民軍隊均從4萬發展到120多萬,還有民兵220多萬,根據地人口從150萬發展到近1億。
國民黨內也有人認識到不進行民主革命就沒法動員民眾,蔣經國在贛南通過設立土地銀行的辦法扶持了991戶自耕農,但他要調離,便壽終正寢了。陳誠任湖北省主席后,於1941年公布《湖北省減租實施辦法》,可推行不開,他在回憶錄中無可奈何地說:“地主勢力之大,竟可迫使無知鄉農自動地放棄其應得的利益”“所可痛心者,就是在‘做’字上太差勁……於是大陸遂不復為我所有”。對這個問題,外國人都看得很清楚。抗日名將呂正操之女呂彤鄰收集了5000余份來自美國的有關抗戰的歷史文獻,發現這些西方觀察者把民眾對中共的支持力度作為衡量中共軍事力量的重要標准之一。根據這一標准,他們預言如果抗戰結束后國共開戰,贏家一定是中國共產黨。
在抗戰勝利時,蔣介石的威信如日中天,可僅僅3年多后就日落西山,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沒法享受人民覺醒這一最重要的勝利成果。有人指責共產黨在敵后乘機做大,其實該埋怨的是國民黨自己,前面陳誠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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