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日本患“右翼暴走症” 滾雪球式擴軍備戰

日本自衛隊坦克群演練

日本自衛隊奪島演習

侵略戰爭結束70年后的今天，日本政府又忙於擴軍備戰、祭奠戰犯等一系列不適宜言行，不僅嚴重沖擊了當今國際秩序，使亞洲各國陷入外交與安全困境，更顛覆了其本國憲法精神。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戰后的改造是不徹底的，軍國主義余毒蔓延、在“和平憲法”上留后門、滾雪球式的擴軍備戰，是今天日本患上“右翼暴走症”的三大病因。請看科技日報特約專稿——

軍國余毒 感染全身

二戰后，軍國主義余毒在日本並未得到徹底肅清，還像病毒一樣發生變異，產生了諸如“新國家主義”等新型“毒株”，侵蝕著日本社會的肌體。目前，這些“毒素”已滲入日本社會的各個層面，並有不斷蔓延的趨勢。

在精英層面，政要悼念戰犯的行為嚴重損害了日本的國際威信，並將這個國家引向死路。東條英機等作為二戰罪魁的甲級戰犯，不僅牌位供入靖國神社，年年香火祀奉，甚至遺骨也被保留下來。靜岡縣伊豆山上，立有一塊“七士之碑”。該碑立於1959年，下面埋有甲級戰犯七人的骨灰，碑文為前首相吉田茂所書。后又有軍國主義分子在“日本中心”愛知縣幡豆町三根山頂建了“殉國七士廟”，時任首相岸信介為之題詞。靖國神社、七士之碑和殉國七士廟都是軍國主義的象征符號，設立並參拜此類紀念物，在同為二戰戰敗國的德意兩國是嚴重違法行為，但在日本卻得到了官方的支持。這種看似不可理喻的舉動背后，卻有著右翼的政治邏輯。他們不僅要將改頭換面的軍國主義構筑為日本的“國家精神”，而且還要通過參拜活動實現其現實政治目的——對內可表明政治立場，並借機整合右翼勢力﹔對外可試探國際社會態度，為推行新政策判斷風向。至於這種行為是否會給日本帶來不良國際影響或對日本社會造成深層傷害，則完全不在政治精英的考慮范圍內。這種短視，極為可怕。

在民眾層面，教科書和大眾媒體經常性隱瞞、歪曲歷史、誤導公眾。不尊重史實的歷史教科書，隻會令未來日本民眾形成狹隘的歷史觀。然而編纂者與負責審查的教育當局卻無視這種危害，泯滅良知去迎合右翼勢力的需要，信口雌黃、捏造事實，為日軍在侵略戰爭中的累累罪行翻案，甚至為其歌功頌德，詭稱發動戰爭是為了“解放亞洲”。這對日本青少年一代的毒害是不可低估的。大眾傳媒為博眼球，罔顧媒體職業操守，對歷史泛娛樂化的情況更是屢見不鮮。不少影視作品為創造戲劇效果而顛倒黑白，卻受到日本觀眾的追捧。上述情況說明，雖然絕大多數日本民眾認識到和平的重要性，但普遍對政治漠不關心，往往又不能抵御娛樂對是非標准的侵蝕。這就給右翼政治主張的傳播提供了空間，使得軍國主義死灰復燃成為可能。

和平憲法 “后門”大開

雖然《日本國憲法》的指導思想是和平主義，其制度設計也避免了軍人干政的局面發生，但美國出於冷戰需要，保留了天皇制並默許日本不去深入反思二戰罪責，使得軍國主義的陰魂始終不散。憲法條文措辭曖昧，不僅沒能發揮抗體的免疫作用，反倒隱藏著通往軍國主義之路的“后門”。

后門之一，避重就輕，批政府不批軍國主義。憲法序言將二戰罪責歸咎於“政府的行為”。實際上，戰爭是軍國主義、民族主義、皇權專制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政府僅僅是一個工具。所以，不深挖根源、徹底批判軍國主義思潮與專制制度，就不可能避免戰爭悲劇重演。二戰結束后，德國將所有希特勒專制時期發布的具有納粹思想的法律全部廢止，並制定了反納粹法律。與之相比，戰后日本似乎並不關心政治思想的影響，只是籠統地宣布與“主權在民”原則相反的一切憲法、法律、法令和詔敕無效，沒有同軍國主義徹底劃清界限。

后門之二，重天皇，輕國民。“和平憲法”雖然規定天皇“地位以主權所在的全體日本國民的意志為依據”，但此條款缺乏效力，形同虛設。而把有關天皇的內容放到了第一章，目的是強調天皇先於國民，是日本國與日本國民整體的象征，這就很容易被右翼勢力所利用，成為“皇道政治”的依據。

后門之三，修憲門檻低，而且所有條款都可以改動。隻要經全體議員三分之二以上的贊成，由國會提議，並在國民公投中獲得半數以上的贊成票，修憲案便可通過。這樣的修憲門檻確實不高，隻要滿足上述條件，“和平憲法”會瞬間變身“戰爭憲法”。德國現行憲法則避免了這種情況的發生：第79條第3款規定，憲法第1條和第20條（涉及人民主權、聯邦制、法治、社會福利等基本原則）不得修改。日本憲法中沒有類似條款，是無意疏漏還是為了來日“翻盤”的苦心經營？

后門之四，公民沒有“抵抗權”。日本標榜自己在憲法上以美國為師，實際上隻學了些皮毛。美國《獨立宣言》明確規定“政府須經被統治者同意”，支持公民抵抗惡法，維護自由民主基本秩序。日本憲法則沒有相關表述，根本無法保障人民的主權者地位。比如《特定秘密保護法》嚴重損害了日本民眾的知情權，但民眾卻不敢反抗，真是“和平憲法”的莫大悲哀。

后門之五，政府有權解釋憲法。憲法解釋權在誰手裡，誰就是實際上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在日本，憲法解釋權屬於政府，國會雖然名為立法機關，卻很難對政府實施有效的監督。法院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更處於邊緣化地位，甚至不能干預政府明顯的違憲行為。這是導致“和平憲法”失守並逐漸淪為一紙空文的根本原因。愛德華·柯克的名言“一個人不應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已成為現代社會的常識，日本政府利用憲法解釋權踐踏“和平憲法”，恰恰是一邊當法官一邊犯罪。安倍內閣解禁集體自衛權就是以政府意志代替法律意志的典例。

五大“后門”，使得“和平憲法”形同虛設，無法阻攔右翼的“暴走”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