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千名學子戎馬沙場

雲南師范大學校園內，矗立著一座“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上鐫刻八百三十四個名字。他們，都曾經是西南聯合大學學子，他們還有一個身份，是抗日將士中的一員,是我們民族的英雄。

立足碑前，西南聯合大學博物館副館長李紅英難抑心情的激動。談及學子從軍抗日的歷史和一個個鮮活生命的凋落，她語調深沉，眼噙淚花，“了解的多了，對他們的情感就特別深！”

抗戰烽火中誕生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與抗戰相始終，隻存在了短短9年，卻誕生了大批大師名家。同時，值國難當頭，大批學子戎馬沙場，以鮮血踐行“剛毅堅卓”的校訓，成為抗戰史上一座豐碑。

高等學府慘遭凌辱

1937年7月7日，日本蓄謀發動了盧溝橋事變，挑起了全面侵華戰爭，妄圖以武力滅亡中國。中國人民憤然反擊，開始了持續8年的抗日戰爭。

國家蒙難，北平、天津相繼淪陷，高等學府遭受了史無前例的摧殘和凌辱。7月底，南開大學慘遭日軍炮轟，日本士兵野蠻放火，學校建筑六毀其四，成為抗戰以來中國第一個罹難的高等學府。進入8月、9月，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又慘遭侵略者瘋狂劫掠，強佔校舍，文明聖地毀於屠刀之下。

為保存中國文化教育力量，國民政府教育部決定內遷高校。9月10日，教育部令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遷往長沙，合組臨時大學繼續辦學。

當年11月1日，長沙臨時大學如期開學，孰料戰火尾隨而至。次年1月初，長沙臨時大學被迫再次奉命西遷雲南昆明。長沙臨時大學的師生們兵分兩路，千辛萬苦抵達昆明，歷時68天，行程3500華裡，被稱為“文化長征”。

1942年4月2日，長沙臨時大學遷至昆明后，奉教育部命令，正式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三校合一，共濟時艱。今日雲南師范大學的老校區，就是當年西南聯大的校區，如今是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建有西南聯合大學博物館。

三掀參軍熱潮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杰……”西南聯大校歌字字璣珠，鼓舞著聯大師生為中華民族的中興大業努力學習、爭當人杰。

八年抗戰期間，西南聯大師生們以爭取民族獨立、國家復興為己任，攻堅克難，發揮專長，以不同的方式投入抗戰。更有大批學子以槍代筆，踏上鐵血報國之路。

抗戰期間，西南聯大有過三次大規模的學子參軍潮。

1937年“七七事變”后，民族危亡，學子對日軍暴行義憤難填。長沙臨大熱血青年掀起西南聯大第一次棄學從軍潮，前線部隊、戰地服務團，以及裝甲兵學校等各類軍校成為他們報國新陣地。他們中還有些人奔赴延安，有的響應“保護大山東”、“保護大河北”回到各自家鄉打游擊。不到兩個月的時間，295人申請入伍抗戰。

在1941年，在日軍空軍肆虐之下，國民政府決定在大學生中招考飛行員。眾多聯大學生報考，最終有12人被錄取。其中5人在后來的戰斗中犧牲。

西南聯大校領導主動為國分憂，解決了從軍學子和教師的后顧之憂。從長沙臨時大學開始，聯大就規定從軍學子保留學籍。對於志願從軍的教職員工，如果所服務的機關無法負擔薪水，學校則按照其在職標准照常發放薪資。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反法西斯同盟開辟中國戰區。隨著“飛虎隊”來華作戰和中國遠征軍兩次入緬甸作戰，大批外國援華人員來到中國戰區，軍隊中翻譯人員奇缺，西南聯大掀起了第二次從軍熱潮。從1941年9月到1944年初，300多名聯大學子進入軍隊，充當翻譯人員及其他急需人員，為美軍援華人員和中國軍隊間搭起溝通橋梁。他們中還有不少人隨遠征軍到緬甸戰場直接參加戰斗，經歷槍林彈雨，出生入死。

1944年，中國正面戰場在日本侵華部隊為打通南北交通線的“一號作戰”中遭到巨大挫折，引起社會各界強烈責難。8月27日，蔣介石發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口號，鼓勵知識青年從軍。與前兩次從軍相比，西南聯大學子這次報名並不踴躍。后在學校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重的動員下，學校再次掀起從軍熱潮。西南聯大從軍人數大大超過配額，創聯大新紀錄。參軍同學全部編入青年軍第207師炮一營補給連，軍銜為二等兵，進入駐印軍，成為反攻作戰生力軍。

清華大學校長、西南聯大常委梅貽琦，其獨生子已經擔任了美軍譯員，當時正在聯大讀書的二女兒、三女兒都在這次從軍運動中報了名，他們的帶頭作用在西南聯大一時傳為佳話。

在雲南師范大學校園內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的背面，鐫刻著1946年5月4日立碑時所能收集到的832位（共刻有834個名字，有兩人重復刻名，實為832人）從軍學生名單。但這個名單並不完整，由於當時條件所限，有些從軍者的名字未能列入。長沙臨時大學時期295人從軍學子絕大多數未列入。兩者相加共有1100多人，從軍人數比例高達14%。也就是說，每一百位學子裡便有14人投筆從戎。

“學霸”譯員建功戰場

在滇緬戰場，有大量美軍盟友，翻譯至關重要。西南聯大的“學霸”們，承擔起了這項重任。據雲南近代史研究專家吳寶璋介紹，西南聯大大部分參軍學子承擔翻譯任務。

為了滿足為“飛虎隊”和援華人員配備翻譯人員的迫切需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於1941年秋起組建了兩期戰地服務團譯訓班，共培養70余名譯員，其中大半是西南聯大學生。

我國著名翻譯家、北京大學教授許淵沖在西南聯大就讀時，就參加了戰地服務團第二期譯訓班培訓，隨后於1941年成為“飛虎隊”司令部機要秘書室的一名軍官，負責中英文情報翻譯。有一次，許淵沖翻譯的情報說日本軍艦將到達越南海防市，並有若干士兵登陸，日軍飛機將進駐河內機場。這個情報引起他的警覺。軍方人員根據這份情報分析認為日軍很有可能對昆明進行空襲，要求許淵沖火速把情報譯成英文，並派專車送他去陳納德指揮部。陳納德與中國空軍迅速採取對策。果然，第二天日機來襲，已做好戰備的飛虎隊不等敵機飛入市區，就在滇池上空進行截擊。由於許淵沖戰時功績突出，陳納德給他頒發了一枚鍍金的“飛虎章”。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從被動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的重要轉折時期。在這一態勢下，美軍來華人員大量增加。為了接待大批來華美軍，昆明一地設立的美軍招待所就達19處之多，為其服務的英文翻譯量劇增。

為了適應形勢需要，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地服務團制定了一個三千人的譯員培訓計劃。教育部遂向西南聯大、中央大學、交通大學、浙江大學、武漢大學、重慶大學等校分派了譯員征調名額，並連續舉辦了九期譯員培訓班。西南聯大又有400多名學子在此期間接受培訓。這些學子有些被分配到駐印軍，有些去了航空委員會，還有人去了戰地服務團外，還有很多人被派到滇西遠征軍的各美軍聯絡組。他們中有些人進入一線作戰部隊，與敵軍面對面戰斗，經歷了生與死的考驗。

西南聯大學子盧少忱曾成為駐印軍的一名翻譯人員，隨部隊進入緬甸，親歷了被譽為“絞肉機之戰”的密支那戰役及八莫戰役。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回憶，參加密支那戰役時，怕敵人偷襲，夜裡不敢睡覺，就端著沖鋒槍等著。在緬北的森林裡，他和戰友們每天泡在雨水裡，飽受螞蟥和蚊虫襲擾的痛苦。行軍穿過河塘時，上面漂的全是日本人的死尸，臭味熏天，戰士們顧不得太多，就從尸流中穿過。

當年，遠征軍反攻作戰中，火焰噴射器堪稱“神器”，在攻克日軍碉堡中大顯神威。據吳寶璋介紹，西南聯大常委、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獨子梅祖彥對火焰噴射器投入使用發揮了重要作用。梅祖彥當時在昆明美軍總部譯員室擔任翻譯官，他的任務之一就是翻譯美國援華的最新武器裝備技術資料。梅祖彥對火焰噴射器的翻譯非常嚴謹細致，對遠征軍快速掌握這款“神器”的使用方法至關重要。

在作戰部隊中，美軍聯絡員的翻譯官還經常戰斗在戰場第一線。黃維是聯大第一個犧牲的翻譯官。黃維趕上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出征，他要求隨遠征軍去緬甸。遠征軍兵敗后，黃維在隨軍撤出緬甸途中渡怒江時落水殉職。現在雲南師范大學裡“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背面的“從軍學生題名”碑上，鐫刻的第一位為國捐軀者就是黃維。

聯大學子姚元，擔任美軍聯絡官梅姆瑞少校的翻譯人員，兩人相處融洽。在遠征軍反攻作戰收復高黎貢山的戰斗中，在大塘子附近，戰斗非常激烈，營長王福林率部沖殺不幸殉職。美軍聯絡官梅姆瑞為了更清楚了解日軍兵力及作戰情況，不顧危險靠前偵察。姚元也毫不畏縮，緊隨梅姆瑞靠近敵陣地。日軍發射的一枚迫擊炮在他們身旁爆炸，梅姆瑞陣亡，成為盟軍在滇西反攻戰中犧牲的軍銜最高的聯絡官。姚元則背部受重傷，戰后獲得美國總統頒發的自由勛章。

據吳寶璋介紹，西南聯大學子在戰時翻譯工作中，表現出色，深受遠征軍將士好評，也獲得美軍聯絡官的贊譽。戰后，為了紀念二戰期間中國戰區對美國對日作戰的援助，美國總統1945年對做出卓越功績的人員授予自由勛章，共有16名西南聯大學子榮獲該勛章，這也印証了西南聯大學子在抗戰中的杰出表現。

以血灌溉自由大地

除了作為戰地翻譯人員，西南聯大部分參軍學子發揮自己專業特長，參加新研制的武器使用說明翻譯工作，還有些學子進入一線作戰部隊，沖鋒陷陣，不惜流血犧牲。

一些西南聯大學子赴敵后參加了八路軍，馬繼孔便是其中之一。馬繼孔是山東人，清華學生，1937年11月到長沙臨時大學報到不久就與幾個同學決定回鄉抗戰。后來，他們在山東壽光組織起一支游擊隊，1938年編入八路軍山東縱隊第6支隊，馬繼孔出任參謀長，在家鄉開始了游擊戰。

同年赴魯西抗日根據地參加抗日救亡工作的經濟系學生何懋勛，曾任山東省第六區游擊司令部青年抗日挺進大隊參謀長，在1938年8月齊河縣坡趙庄的一次戰斗中英勇捐軀，年僅21歲。

1938年1月，十多名聯大學生和兩位清華實習工廠的工友一起加入八路軍。他們在敵后運用所學特長，制造出大批急需的炸藥、地雷。據抗日名將呂正操在《冀中回憶錄》回憶，有一次，爆破隊用他們生產的炸藥炸日本軍車，一下子就炸死四五十個日本鬼子。他們生產的地雷不僅有踩雷，還有跳雷。他們制造的飛雷像火箭一樣，一公斤炸藥可以飛出130-150米，專打敵人的堡壘，美國觀察組人員見到后都連連稱贊。

在空軍部隊任譯員的外文系同學繆弘加入了中美混合的傘兵突擊隊。1945年7月31日，就在抗戰勝利前夕，繆弘隨部隊向廣西平南縣丹竹機場發起進攻。當時部隊要拿下日軍控制的山頭，在進攻中，懾於日軍瘋狂的火力，美軍傘兵畏縮不前。身為傘兵突擊隊譯員的繆弘勇敢地帶頭沖鋒，快到山頂時，不幸被敵狙擊手擊中要害，壯烈犧牲。繆弘還是一位校園詩人，上馬殺賊，下馬寫詩。他的詩作《血的灌溉》寫道：“沒有足夠的兵器，且拿我們的鮮血去﹔沒有熱情的安慰，且拿我們的熱血去﹔熱血，是我們唯一的剩余。”“自由的大地是該用血來灌溉的。你，我，誰都不曾忘記。”

聯大參加空軍的學子犧牲最多。1944年6月18日，在湖南芷江的空軍第五大隊的戴榮鉅，駕駛飛機掩護轟炸機轟炸長沙，途中與敵機遭遇，不幸機墜。駐防陝西安康的空軍第三大隊的王文，1944年8月在保衛衡陽戰役中與敵機作戰時殉國。與王文同在空軍第三大隊的吳堅，則是1945年初在與日機作戰時，因機件失靈墮毀身亡。他們三人的名字沒有刻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的從軍學生名單中，但他們的姓名、出生年月和犧牲地點，則鐫刻在張愛萍將軍題名的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紀念碑上。

還有些參加空軍的聯大學子雖然不是倒在槍林彈雨中，卻或在訓練中罹難，或有非常情況下失蹤。

不僅學生，西南聯大的一些青年教師在國家危亡時刻也挺身而出，加入抗日作戰洪流，詩人穆旦就是其中的一位。穆旦原名查良錚，著名詩人、翻譯家，他與著名作家金庸（查良鏞）為同族的叔伯兄弟。穆旦1940年畢業留校當助教，42年參加遠征軍，時年24歲，在杜聿明的第五軍軍部供職。兵敗后，參加了恐怖的野人山大撤退，九死一生，到達印度雷多。抗戰勝利后，寫出詩作名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的白骨》。

行軍帳篷背后的故事

在採訪西南聯大博物館時，記者有幸見証了一件珍貴文物——聯大學子曾經使用過的行軍帳篷。據李紅英副館長介紹，這件文物是6月22日剛剛由家住湖南湘潭的蔡榮輝老人捐贈。蔡榮輝老人的丈夫曾是當年西南聯大的學生，名叫丁成志。這件文物是丁成志1945年從軍后部隊配發的行軍帳篷。

丁成志是湖南衡陽人，1942年，在其20周歲時考入考入西南聯合大學。但因為家境貧寒，無錢交學費。在工作一年后掙夠學費后，才於1943年進入西南聯大讀書，就讀於外國語文學專業。

1945年1月丁成志應征入伍，擔任援華美軍翻譯官，歷時9個月。

此次捐贈給西南聯大博物館的這頂行軍帳篷是丁成志當年參加抗戰時用過的物品。帳篷上的生產日期顯示是1943年，由英國制造。記者注意到，帳篷上還有斑斑血跡，真實記錄著當年戰場的慘烈。

丁成志非常珍視自己這段從軍抗日的經歷，一生都保存著這頂行軍帳篷。“我們在接受這個物品的捐贈時，非常的感動！”李紅英副館長介紹說，2006年，丁成志逝世后，他的夫人蔡榮輝一直不舍得把這頂帳篷遺棄，把它保存在自己身邊。由於年歲大了，老人輾轉聯系到了西南聯大博物館，願意把這件文物捐贈給西南聯大博物館。老人期望這件文物能讓后人更深入了解聯大學子抗日救國的崢嶸歲月，讓抗戰精神傳承下去。

苦難時代鑄豐碑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戰迎來最終勝利。捷報傳來，舉國歡騰，昆明街頭鞭炮齊鳴，西南聯大的師生欣喜若狂，復員北歸也提上日程。1946年5月4日，西南聯大舉行結業典禮，第一批北歸的學生啟程，西南聯大的歷史使命隨之完成。

西南聯大在滇八年，是不平凡的八年，聯大師生們的命運與國家民族命運緊密相連，與全國人民一道經歷了艱苦卓絕的歲月，在極端困難的戰爭環境下創造奇跡。

西南聯大不但泰斗雲集，還培養了世界一流的人才，人杰輩出。抗戰期間，共有8000余人進入西南聯大學習，畢業3800多人。據悉，西南聯大校友中，有兩院院士172人，“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8人，獲得諾貝爾獎者2人，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4人，還有不少人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另有大批校友成為各領域的杰出人才。

西南聯大隨時空而去，但她不是清風拂面，而是豐碑激勵。西南聯大的師生，趕上了一個最壞的時代，戰爭的硝煙讓他們的青春伴隨 著苦難。苦難中，他們留下了一筆可貴的精神遺產，激勵著中華民族的一代代學子們奮發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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