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美軍觀察組在延安。
第一次誤判:共產黨和國民黨,誰能贏得中國?
二戰后,中國的第一個問題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究竟誰能贏得中國?而在這個問題上,美國的戰略誤判,導致其作出“扶蔣反共”的錯誤決策。
早在1944年7月至1945年3月,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就多次接見美軍駐延安觀察組成員,毛澤東曾經與觀察組成員謝偉思多次討論戰后中國可能出現的形勢和對美國政策的建議。毛澤東認為,國民黨和共產黨談判取得成功的希望甚微,國民黨不可能對政府進行令人滿意的改組,國民黨反人民的政策必將導致戰后中國的內戰,而中國共產黨將反對內戰。毛澤東希望美國不要給蔣介石提供先進武器打內戰,不要支持國民黨的腐朽政府。當時,美軍觀察組向美國國內提供了大量軍事、政治報告,他們在報告中指出:“共產黨由於得到當地百姓的完全支持而變得越來越強大。”他們甚至斷言:“無論我們向現在這樣的國民黨政府提供多少物資和供應,那些自稱為共產主義者的人總有一天要接管中國。這也許要用一年或許多年的時間,但他們終將控制這個國家。”因此,觀察組反對美國政府片面支持國民黨的政策。他們認為美國“不能無限期地擔保一個政治上破產的政權”。他們向美國政府建議要給延安以援助,以便“影響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政策和目標”﹔他們認為,“這對美國來說是有長期的重大關系的”。在美國和中國的軍事合作中,美國方面的代表史迪威曾經在日記中寫道:“我以我所見到的一切來判斷國民黨和共產黨:國民黨腐敗、失職、混亂、經濟困窘、苛捐雜稅、空話連篇、沒有行動、囤積黑市、與敵通商。共產黨的綱領:減稅、減租、減息,提高生產水平和生活水平,說到做到。”但是,這些理智的結論和主張未能從根本上影響和改變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美國政府內部在對華政策上的分歧和爭論,朝向“扶蔣反共”的方向轉變。1944年11月17日,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的赫爾利在1945年2∼4月回美國述職,4月2日,他在離開華盛頓前夕舉行記者招待會,把中國共產黨稱為“軍閥”,聲稱美國的對華政策就是“承認中國的國民政府,而不是中國任何武裝的軍閥和武裝的政黨”。這種主張漸漸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主流。1945年4∼5月間,是美國對華政策決定性地傾向於國民黨一邊的關鍵時刻,是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個拐點。此時的美國,在即將戰勝德國和日本的情況下,在戰后對付蘇聯的問題日益突出的情況下,在美國國內反共氣氛開始猖獗、美國國務院中與中國有關系的人員大換班的情況下,美國“扶蔣反共”的對華政策大格局基本確定。而當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敏銳地認識到了這一點。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提出警告說:“任何外國政府,如果援助中國反動分子而反對中國人民的民主事業,那就將要犯下絕大的錯誤。”這時候還沒有點美國的名字。但在1個半月后的6月11日,毛澤東在七大閉幕詞中就直截了當地指出:“美國政府的‘扶蔣反共’政策,說明了美國反動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動派阻止中國人民勝利的企圖,都是注定要失敗的。”毛澤東在美國1945年上半年“扶蔣反共”政策正在形成的時候,就警告美國“將要犯下絕大的錯誤”。后來的事實証明毛澤東的論斷絲毫不差。美國政府花費超過60億美元幫助國民黨反動派打內戰,阻止中國共產黨人建立新中國的圖謀,最終以失敗告終。美國這次錯誤的結果和失敗的代價,就是失去了中國,得罪了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
美籍華人學者鄒讜在他的著作《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年》一書的 “前言”中說:“衡量失敗的標准,並不是中國的喪失。任何人都不會喪失他從未佔有的東西……然而,如果用美國的目的、意圖、利益衡量其政策,那麼,美國的政策是失敗的。在抗日戰爭中,國民黨中國曾經是美國的盟友﹔在朝鮮戰場上,共產黨中國打敗了美國軍隊,並且作為強國出現在世界上。”“從送交門戶開放政策的照會到北朝鮮進軍前夕這段時間內,美國的中國政策的失敗,是由一個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所決定的,這就是目的和手段之間失去了平衡。美國曾經幻想並且相信,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將成為一個大國,國民黨和共產黨將建立聯合政府……”著名的美國國際問題專家摩根索在為《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年》一書所作的“序”中說:“對我們集體的自我意識來說,‘喪失中國’是真正的創傷體驗。它造成了類似神經病和精神病的症狀,並且使人想起神經病和精神病的區別:神經病患者相信二加二等於五,而精神病患者則知道二加二等於四,但是卻對此悶悶不樂。講到中國,美國人就分成兩類,一類患了神經病,另一類則患了精神病。隻有為數極少的、其聲音小得幾乎聽不見的少數人,敢於以冷靜客觀的態度正視這個歷史事實。這樣做意味著正視我們自己,揭示我們判斷的錯誤和行動的失誤,因而發現,‘喪失中國’的原因既不是疏忽大意,也不是一伙可以指認的替罪羊的叛國行為,而是我們自己,是那些表達了政府意向和民眾意願的政策”。“我們的中國政策的缺陷,揭示了我們外交政策的一種風格,它深深扎根於我們的民族特征”。
在大戰略家摩根索看來,美國在中國問題上的錯誤預測和錯誤決策,根源在於美國領導集團中有兩類“政治病人”,一類是“精神病患者”,一類是“神經病患者”。有了這兩類“病人”,美國在中國問題上就必然思維錯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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